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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曾殘酷囚禁1.6萬流浪者

 

原題:美聯社發韓國“清洗太平地”調查報告 指控其為辦奧運會囚禁虐殺流浪者

譯文/劉楚楚 來源:觀察者網 2016年04月22日 子夜星網站整理編輯


  韓國于1988年舉行了漢城(現首爾)奧運會,在奧運會前夕,韓國政府實施了駭人聽聞的“清洗太平地”事件。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韓國當局將大批無家可歸者投入黑獄。關于此事的調查幾經波折,但至今仍無人對此事負責。
  4月19日,美聯社發布關于韓國政府清洗太平地的調查報告。報告指出,韓國政府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共將超過16000的無家可歸者投入黑獄,在獄中被虐待致死的事件層出不窮。美聯社重點調查了位于釜山的名為“兄弟之家”的黑獄,其中關押了約4000人,絕大多數是兒童和殘疾人,其中90%的人根本不符合當局對“無家可歸者”的定義。他們在獄中飽受毆打、強奸和苦役,但“兄弟之家”利用苦役卻賺得盆滿缽滿。觀察者網劉楚楚翻譯美聯社報告全文:


  這個14歲的少年盯著自己的球鞋,心撲通撲通狂跳。警察指控他偷了一小片面包。

  直到30年之后的今天,崔勝友(音譯)在描述當時情景時仍會流淚。

  1982年的那天,警察扒下少年的褲子,用打火機灼燒他的下體,直到他認罪——盡管他根本沒有偷竊。兩名警察將崔勝友拖到了“兄弟之家”,那個韓國近現代史中最臭名昭著的黑獄。



圖為“兄弟之家”,駭人聽聞的暴行曾每天在這里發生


  當晚,警衛對崔勝友實施了強奸,第二天亦是,然后是第三天……崔勝友在兄弟之家度過了地獄般的五年,幾乎每天都遭受著強奸、毆打和苦役。那五年,他親眼看著男男女女被毆打致死,他們的尸體像垃圾一樣被運走。

  像崔勝友這樣的,大約有4000人。他們其中有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有醉漢,但絕大多數都是孩子和殘疾人。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前夕,他們均被帶去兄弟之家,因為統治者想讓全世界看到一個現代的、干凈的漢城。

  美聯社對此進行了數年的調查,最終發現當時的情況遠遠比想象中可怕太多。

  至今無人對兄弟之家中發生的暴行負責,對于韓國政府來說,這是最高機密。美聯社先前的兩次調查都被韓國高級官員鎮壓,這些官員現在仍在韓國政府中混得風生水起。那些由兄弟之家里關押著的“犯人”苦役生產出的產品,行銷世界各地。甚至在2年前,經營“兄弟之家”的家族,仍到處運營慈善機構和學校。

  現在,韓國正緊鑼密鼓地籌備2018年平昌冬季奧運會,與此同時,在兄弟之家遭受過苦難的這幾千人卻從未得到過任何的補償,甚至連一聲公開的道歉都沒有得到過。

  韓國現任政府拒絕重新討論該事件,他們稱證據過于年久,無法翻案。

  內務部的官員安政泰(音譯)稱,咬著僅僅發生了一次的人權事件不放,只能加重政府的財政負擔,還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他補充說,兄弟之家的受害者早該把自己的情況上報給“真相委員會”。然而,“真相委員會”不過是韓國政府在21世紀初建立的一個暫時的委員會。

  “我們無法事無巨細地給每一件小事立個法,自朝鮮戰爭以來,這樣的事件太多了。”安政泰說。

  但受害者無法忘懷。一位曾被關押在兄弟之家的受害者舉著一塊要求聲張正義的牌子,在韓國國會大樓前靜靜地站了一個月。崔勝友曾數次試圖自殺,現在每周都需要進行心理治療。

  “政府一直試圖埋葬過去。你如何抗爭?即使我們發聲,誰能聽到?”崔勝友問道,“我在悲鳴,我幾近絕望地想告訴你我們的故事。請一定要聽。”

  地獄中的地獄

  前身是孤兒院的兄弟之家因為1988年的清洗運動而攀上了頂峰,它一度建了20多個工廠,壓榨“囚犯”無日無夜地大量生產木制品、金屬制品、衣服、鞋和其他的產品。兄弟之家位于韓國南部城市釜山,銅墻鐵壁密不透風,外人根本無法察覺。“犯人”被關押在高墻之內,日夜由帶著棍棒和獵犬的警衛看守。

  高墻后發生的一切,都與韓國現代史息息相關。

  那時,韓國還未從1950-53的朝鮮戰爭中恢復元氣。從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韓國一直被軍人獨裁所統治,彼時的當權者將幾乎所有精力都花在提高經濟上。

  1975年,樸槿惠的父親樸正熙上臺。他出臺了“清洗”政策,要求各地清洗“無賴”。這些被視作“無賴”的人不僅包括乞丐、街頭小販、殘疾人、流浪兒童,還有異見分子,甚至包括一名曾手持反政府傳單的大學生。

  他們最終被帶往全國36家機構,即黑獄。到了1986年,被關押的人數從五年前的8600人一路漲至超過16000人。

  韓國前檢察官金龍元(音譯)告訴美聯社,約4000人被送往兄弟之家,其中90%的人根本不符合政府對“無賴”的定義。

  “兄弟之家”中關押的,絕大多數都是兒童和殘疾人

  關于兄弟之家內部發生的事,大多數都是由曾被關押在那里的李采植(音譯)告訴美聯社的。現年46歲的李采植曾充當監獄執法者的私人助手,因而可以獲取很多不為人知的內情。美聯社通過政府文件,亦證實了李口中的許多細節。

  李采植13歲的時候就被趕入了兄弟之家。他在兄弟之家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內科病房。他和其他四位犯人一起,每天兩次巡視病房,為患者上藥、清理傷口。但他們都對醫學一竅不通,用的醫療器械也完全未經消毒。

  “人們痛苦地哀嚎,但我們無能為力,”李說,“這是地獄中的地獄。病人只能被丟在那里等死。”

  李采植說,比較健壯的犯人會強奸、毆打弱者,還會偷他們的食物。李曾被警衛強奸,他之后曾試圖自殺。

  一年后,李被提拔為兄弟之家大當家金光碩(音譯)的私人助理。和其他許多守衛一樣,金原本也是個“犯人”,但因為忠誠而被提拔。很多兄弟之家的受害人至今都清晰地記著金光碩,所有人都很害怕他。美聯社一度試圖聯系到金光碩,但最終依然無法尋找到他的下落。

  李采植說,當這個矮壯的男人幾乎每天都在“改造室”毆打犯人時,他都在場。李每天都在記錄當天的死傷情況,一天下來,基本上都會有4到5人死亡。

  苦役和暴利

  在兄弟之家暴行的背后,隱藏著一個巨大的血汗工廠。表面上,兄弟之家自稱是為“犯人”的將來考慮,訓練他們以保證他們今后有工作。但實際上,兄弟之家只是覺得有利可圖。

  文件顯示,根據這些“犯人”的工作時間,兄弟之家本該向超過1000名“犯人”支付約170萬美元。但實際上,兄弟之家一分錢都沒有付。

  在兄弟之家,成年人需要做一些建筑工作,而孩子們有時需要拖地、砌墻,但大多數孩子被分配去組裝圓珠筆和魚鉤。

  有些苦役產品行銷各國。比如兄弟之家服裝廠生產的衣服均售往歐洲,并且是由大宇集團的員工來專門訓練在服裝廠里工作的“犯人”。大宇集團在上世紀80年代專攻服裝出口,主要出口國是美國和歐洲。但兄弟之家的老板,樸恩槿(音譯)稱,大宇集團在提出合作之前就已經對兄弟之家有了大概的了解。大宇集團發言人對其予以反駁,稱由于缺乏對當時情況的紀錄,這些細節無法證實。

  上世紀70年代被關押在兄弟之家的受害者說,他們每天都要花很長時間將魚鉤和魚線系在一起,包裝盒上寫的都是日文,這些產品都是要出口到日本的。

  被囚禁于兄弟之家長達八年的金希剛(音譯)說,在上世紀70年代,一大批出口至日本的釣魚用具因組裝問題被退了回來,自己和“同事”因此遭到痛打,差點送命。從1975至1980年被關押在兄弟之家的樸京博(音譯)說,他仍清晰地記得自己制造的球鞋印著韓國公司”Kukje Sangsa”的標志,該公司在上世紀70和80年代曾向美國和歐洲出口鞋品。

  兄弟之家的苦役“蓬勃”發展,因為所有人都從中獲益——除了“犯人”。

  當地政府每年都需要和兄弟之家更新合同,并且需要了解犯人的情況以及工廠的運作情況。由于關押的“犯人”很多,兄弟之家也得到了政府的補貼。為了讓自己的工廠盈利更多,兄弟之家促使當地政府抓捕了更多的人。

  在美聯社的調查中,釜山政府一直聲稱無法證實這些情況,因為兄弟之家30年前就已關閉。

  兄弟之家的老板樸恩槿得到了韓國頒發的兩枚獎牌,以嘉獎他在社會福利工作上的杰出貢獻。他口中的“英雄”人生甚至被拍成了電視劇。



“兄弟之家”的老板樸恩槿(右)受到了全斗煥(左)的嘉獎


  樸最終還是在監獄中度過了短暫的時光,但不是因為兄弟之家事件,而是挪用公款等一些較小的罪行。當兄弟之家在1987年被查封時,調查人員在他辦公室的地下室發現了總價約500萬美元的日元、美元和存款單。

  通過他的自傳、聽審會以及與他密友的交談,美聯社發現樸一直否認自己的罪行,堅稱自己僅僅按照政府的指令行事。美聯社一直未成功聯系到樸本人。

  但美聯社找到了地位僅次于樸恩槿的兄弟之家管理人員,林永頌(音譯)。林是一個新教教徒,現居澳大利亞,他是樸的小舅子。林永頌把樸恩槿形容為一個“全心全意付出的”社會活動家,稱樸為釜山的清理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林甚至說,兄弟之家的關閉“損害了國家利益”。

  林永頌承認兄弟之家中毆打致死事件確實存在,但稱其不過是犯人之間的斗毆罷了。他也將兄弟之家的高死亡率歸咎于犯人自身的身心狀況。

  “反正他們在街頭一樣會死。”林永頌說。

  “我活得不像個人”

  當兄弟之家的老板忙于斂財時,受害者在生與死的邊緣苦苦掙扎。

  崔勝友在兄弟之家的第二天就目睹了死亡。他看見警衛拽著一名婦女的頭發,用棍棒狠狠地毆打她,血從她的頭上汩汩流下。

  “我呆在那里,止不住地發抖”,崔勝友說,“甚至在警衛再次強奸我的時候都不敢尖叫。”

  崔勝友說,另一次有7名守衛毆打一個男犯人,用一塊藍色的毯子將那個男人裹住,一邊用腳狠狠踩他一邊痛毆他,血染紅了那塊藍色的毯子。毯子耷拉開,他看到男犯人已經翻眼死了。

  在1975年到1986年之間,記錄在案的死亡人數為513,但實際數字遠遠不止。前檢察官金龍元在采訪調查中得知,兄弟之家的官員拒絕將病人送往醫院,直到他們奄奄一息,再無力氣逃跑。

  “兄弟之家就是樸恩槿的王國,他統治的手段就是暴力。”金龍元說,“當你被關在一個天天有人被打死的地方,你就不大可能對苦役、虐待或者強奸有所怨言。”

  據政府資料顯示,絕大多數被投入兄弟之家的人起初身體狀況都不差。但在1985年,大約有15人在被關押的第一個月就突然死亡;到了1986年,該數字飆升至22。

  在1985和1986年,記錄在案的180個死亡案例中,有55人的死亡證明是由同一個醫生開具的,該醫生名為鐘明古(音譯)。并且,死亡理由多半為“心臟衰竭”或“體虛”。

  兄弟之家的生活在日出前就開始了,每天早晨5點半,所有的“犯人”都被強制送往長老會教堂進行晨禱。晨跑之后,他們便開始了一天的苦役。

  當有政府官員、外國傳教士或者社會義工到訪時,一些身強力壯的“犯人”會被選中打掃兄弟之家,其他所有人都會關在各自的房間。崔勝友說,所有人都感到絕望,這些到訪者并不知道自己來的究竟是什么地方。

  “我們被困在監獄里,但誰能幫助到我們?沒人。”崔勝友說。

  每天晚上6點,牢房就會被鎖上。崔勝友說,他所在的牢房里有60到100個孩子,守衛在晚上會對他們進行“毫無節制的暴行”,包括頻繁的強奸。

  被關押在“兄弟之家”中的流浪兒童

  一位曾在兄弟之家授課的釜山某學校校長說,他知道這些囚犯都是被迫無奈,他甚至承認兄弟之家就是一個“集中營”。但他害怕施以援手會損害自己的名譽,因此只能對兄弟之家的暴行熟視無睹,甚至辯解稱只有通過暴力和軍事紀律才能運營好這樣的地方。

  但也有人成功逃離了兄弟之家。

  樸頌伊(音譯)在9歲的時候就在釜山火車站被警察抓住,繼而被投入兄弟之家,那是1980年。

  在兄弟之家的那五年,她目睹了太多毆打和死亡。對于很多嘗試逃跑的人來說,這些血腥的場面你可能永遠無法忘記。五年后,她終于無法忍受“我可能會死在這里”的想法。

  一天晚上,她和其他五個女孩開始用一把破鋸子慢慢鋸開二樓的鐵窗。這個工程并不簡單,她們每天早上都要用口香糖將鐵窗上的欄桿粘在一起。最終,她們從鐵窗的縫隙中爬了出去,翻過扎滿玻璃碎片的墻,逃進了深山。

  當她最終走進了位于汶山的家門口時,她說,她的父親暈了過去。

  “我只想死”

  兄弟之家的暴露一開始源于一個意外。

  韓國蔚山新上任的檢察官金是一個捕獵愛好者。有一天,他的向導告訴他,山旁邊有一個地方布滿了拿著棍棒的守衛和大獵狗。于是他們開車來到了那里,有人告訴檢察官說,他們正在為兄弟之家的老板在釜山附近造一個農場。金立即就明白了,他知道自己撞到了“一個十分嚴重的罪行”。

  1987年1月,在一個寒冷的冬夜,金命令10名警察對兄弟之家進行突襲。他們在高墻里面發現了面黃肌瘦的犯人被關押在擁擠的牢房中。

  “我記得我當時就在想,’這并不是一個慈善機構,這就是一個集中營’”,金說。他現在已經61歲了,是首爾一家法律事務所的合伙人。他補充說道,“這些人躺在那里咳嗽、哀嚎,僅僅是在等死。”

  兄弟之家的老板樸恩槿被逮捕后,他要求與金的上司——釜山首席檢察官見面。一天之后,釜山市長金柱赫要求蔚山檢察官金為樸恩槿求情。金婉言拒絕了他的請求,隨即掛斷了電話。

  在很多節骨眼上,高層官員都阻止了金的調查,他們害怕在奧運前夕造成惡劣的國際影響。樸正熙遇刺后,全斗煥政變上臺。全斗煥也不想在此時爆發另一樁丑聞,他光是應對學生示威已經夠煩了。

  總統辦公室一直對金的調查推三阻四,并要求從輕發落兄弟之家的老板樸恩槿。金說,釜山首席檢察官、之后的國家司法部長樸熺太一直逼迫金縮小調查范圍,包括要求他停止采訪兄弟之家的犯人。同時,樸熺太也對美聯社的采訪要求一再推脫,樸的私人秘書稱,樸已不記得當時的情況。

  盡管困難重重,金最終還是搜集到了一些銀行記錄和交易信息。證據表明,僅僅在1985年和1986年,兄弟之家的老板就已經從政府補貼的1000萬美元中挪用了300萬美元的公款。但當時的釜山首席檢察院勒令金將該數據減至一半。根據當時的法律,如果將數據減至一半就不會被判無期徒刑。

  金說,他的上司亦阻止他起訴樸恩槿,甚至不許起訴任何與此事相關的人。

  金要求判給樸恩槿15年有期徒刑,但經過了漫長的斗爭,最高法院于1989年最終只判了樸恩槿2.5年有期徒刑,罪名僅僅是挪用公款和違反建筑、草地管理和外匯等相關法律。在其他的涉案人員中,只有兩名守衛被判刑,一名獲刑1.5年,另一名只被判了8個月。

  出獄之后,樸恩槿繼續從自己的福利機構和房地產業中大撈特撈。兄弟之家舊址于2001年以270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給了一家建筑公司。樸的女兒開了一家殘疾人學校,該校于2013年關閉。樸的家人在2014年出售一套房產,用以資助嚴重傷殘人士。

  無法忘記的傷痛

  兄弟之家最終于1988年關閉。上世紀90年代,建筑工人在兄弟之家的舊址挖出了約100具尸骨。

  崔勝友和李采植站在兄弟之家的舊址,他們都回想起了警衛將犯人尸體拖進樹林的場景。

  “還有成百的尸骨仍在那里”,李采植說,指了指不遠處的陡坡。

  從兄弟之家中被解救出來的受害者們現在無家可歸,他們住在收容所,或住在精神病院。很多人飽受酗酒、暴怒、抑郁和貧窮之苦。

  一些受害者現已開始大聲呼吁正義:他們需要一聲道歉,政府不應遮蔽這一事實——官員鼓勵警察綁架、囚禁那些完全不該被綁架、不該被囚禁的無辜者。

  “我們如何能忘記那些被虐待的苦痛,那些尸體,那種苦役,那種恐懼……那些可怕的回憶,”李采植說,“它們將一直縈繞著我們,直到我們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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