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覽物之情”說起(文/曹勝高)  -- 子夜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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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覽物之情”說起

 
  

文/曹勝高 2019年02月11日 來源:光明日報 子夜星網站整理編輯
 

  滕子京于康定元年(1040)任慶州知州,因在任上被指控浪費公使錢十六萬貫,于慶歷四年(1044)春貶岳州巴陵郡。他通過向民間欠錢不還者討債,得錢一萬緡,修建岳陽樓,遂繪《洞庭秋晚圖》,請范仲淹作記。

  《岳陽樓記》開篇敘重修岳陽樓之事,隨即言洞庭湖為水運要道:“遷客騷人,多會與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以之為行文脈絡。遷客為人生不得意者,騷人為幽怨敏感者,這兩種人觀看洞庭湖的景色,會因為陰風怒號而滿目蕭然,會因為其春和景明而喜氣洋洋。范仲淹分列兩段描寫兩種境遇下的情感體驗,將之視為常人的“覽物之情”。他轉筆寫道:“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他看來,古仁人的心境,與遷客、騷人完全不同,不會因外部環境的變化而輕易改變自己的心境,關鍵在于能夠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慶歷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和韓琦聯手推動改革,卻沒有得到朝臣們的支持。范仲淹離京視察河東與陜西,暫避謗毀。慶歷五年(1045)初,宋仁宗撤銷了范仲淹的參知政事,貶為鄧州知州,意味著慶歷新政的失敗。當年九月,范仲淹作《岳陽樓記》。

  范公偁《過庭錄》載:“滕子京負大才,為眾忌疾,自慶陽帥謫巴陵,憤郁頗見辭色。文正與之同年,友善,愛其才,恐后貽禍。然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正患無隙以規之。子京忽以書抵文正,求《岳陽樓記》。故《記》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其意蓋有在矣。”范仲淹在自己也被貶官的背景下,勉勵滕子京不要以貶謫為意,而應忠于職守,報效國家;也借此辨明個人心志,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作為一個剛被貶官的前參知政事,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所言的“淫雨霏霏”與“春和景明”,并不單純是指自然界的天氣,而是隱喻著對人生際遇的理解:陰風怒號時的人生蹉跎,一般人會感極而悲;波瀾不驚時的事業平順,一般人會心曠神怡。但對胸懷天下、憂國憂民者而言,他們不會因為個人的榮辱得失而情緒化,這是因為其格局寬大,不以個人得失為意。

  《岳陽樓記》結尾處的“微斯人,吾誰與歸”,既是范仲淹的心志抒寫,也是其情感的流露。他感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者太少,“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者太少,以致自己缺少同道:他極力推動的利國利民的改革,卻因朝臣的反對和毀謗,無疾而終。《岳陽樓記》結尾的情志抒寫,不僅是為岳陽樓作記,也是范仲淹表明心志的人格寫照,宋仁宗閱讀后慨然稱頌。此文成為散文典范,既在于其文筆優美,更在于其中蘊含的深厚的思想內涵,尤其是由“覽物”而引發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觸及了中國哲學的“格物”認知。

  人與物的關系,是中國哲學思考的主要命題,其要義在于思考人如何對待外部事物。《荀子·勸學篇》言君子之所以遠遠超過其他人,在于其能夠善假于物:“君子性非異也,善假于物也。”君子之所以超越一般的人,在于其能夠通過學習,熟悉、理解和利用外物,最終掌握外部世界。

  物,是人自身之外的客觀存在,是人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自然世界,包括金錢、物品、職位、名利等。儒家認為,人生的終極意義,是要取得現實的實現,因而把立德、立功、立言作為人生至高追求。對一般人而言,要通過修身養性,養成道德人格,成長為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是為立身。這就需要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來了解、認識外物,來理解、參與世界,這就是假于物。人類通過學習而假于物,目的在于獲得人的自由與發展。故《荀子·修身》又言:“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認為人類利用萬事萬物來改造世界,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在道家看來,人的終極意義是獲得精神的逍遙,那就要擺脫對物的依賴。《莊子·逍遙游》中討論人只有無待于物,即不需要任何外部條件作為依托時,才能實現精神自由。無論是碩大無比的鯤鵬,還是時控于地的蜩和學鳩,其不能實現逍遙,在于它們都需要外部條件來滿足自己。那些“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征一國者”,看起來獲得了現實中的成功,要比一般人逍遙,但在“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的宋榮子看來,他們也沒有實現精神自由,就在于這種逍遙是“有待”的,也需要特定的外部條件。只有達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的境界,徹底擺脫了對功名依賴、甚至對自我的重視,人才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逍遙。

  儒家站在社會秩序中觀察人與物的關系,認為人要善假于物;道家站在自然世界中觀察人與物的關系,認為人要無待于物。要假于物,便要分清物的事理與本末,這是“格物”意識的來源;無待于物,便要放棄對物的依賴,不必聚焦于物的區分,這是“齊物”觀念的基礎。《荀子》《莊子》在建構學說時,不約而同將“人如何看待外物”作為立論的基礎,可見人與物的關系,是早期思想家建構學理的基礎命題。

  《大學》是儒家學說的入門讀物,言人如何從小我走向大我,其中列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作為實現內圣外王的路徑。“格物”是內圣的起點,也是外王的基點。《大學》并沒有對“格物”進行解釋,后代學者便莫衷一是。如鄭玄訓“格”為“來”,認為人善則來善物,人惡則來惡物。李翱言“格物”為“來物”,認為物入于心而不滯,卓然自明。后來二程及朱熹認為“格物”便是“窮盡事物之理”,視“格物”為人對外部世界的理解。陸九淵“心即理”的認知,則消解了“格物窮理”的含義:既然“吾心便是宇宙”,心外無理,心外便無物,“格物”實際是對自己內心的體認。由此,“格物”便成為哲學史上的懸解。

  范仲淹作《岳陽樓記》時,“格物”之義尚沒有得到宋儒的闡釋,鄭玄、李翱的解釋顯然不合文意。司馬光認為格物只是“捍御外物”,既缺乏訓詁的支撐,也缺少學理的闡釋。范仲淹以“覽物之情”作為行文脈絡,贊美“古仁人”之所以超越“遷客騷人”,在于其不因為自己獲得什么而欣喜,也不會因為自己失去什么而傷悲,言外之意,人只有不被外物所困,才能保持恒定的心境,更接近于“格物”關注于人與物關系的原初含義。

  宋學有兩端,一重革新政令,二重創通經義。朱熹《伊洛淵源錄》認為范仲淹是對宋學有漸的人物。其既提攜了宋初三先生,又曾傳授張載《中庸》,足見其對經義有深刻理解。但他留意于革新弊政,并未著力于經義闡釋。歐陽修在《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并序》中說:“公少有大節,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對外在貧富與毀譽的不動于心,正是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態的寫照。范仲淹將“格物”認知落實到自己的行為中,體現了宋儒“明體達用”的學術旨趣,踐行著“知行合一”的修身傳統。

  張岱年先生認為“格物”之義,在于衡量事物的本末先后。衡量事物本末先后,最關鍵之處在于人與物孰先孰后、孰重孰輕。就知識而言,人要理解外部事物,便要“假于物”;就修養而言,要處理好人與物的關系,就要“役物而不役于物”,甚至“無待于物”。范仲淹對人與物關系的理解,明確了人借助外物實現對外部世界的駕馭,方能獲取身心自由,而不是讓外物成為自己的枷鎖或負累,可以視為宋儒對“格物”理解的一環。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以“覽物之情”為敘述脈絡,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規勸滕子京保持好心態。“格物”原初意義是如何處理人與物的關系,為《大學》八條目之首,是中國學術的內在學理。范仲淹對這一觀念的體認與踐行,引導了宋學明體達用的風氣。

  〔作者:曹勝高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原載《光明日報》 2019年02月11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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