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回回夢里回延安〔文/李云雷〕  -- 子夜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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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回回夢里回延安


  

文/李云雷 2019年05月31日 來源:光明日報 子夜星網站整理編輯
 


  
《回延安》是中國當代著名詩人賀敬之的代表作之一,它抒發了詩人1956年重回闊別十余年的延安時的激動與喜悅之情,贊頌了延安在中國革命史上的貢獻和新中國成立后的變化。“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千聲萬聲呼喚你──母親延安就在這里!”膾炙人口的詩句在幾代人中深情傳唱,它之所以能打動無數讀者的心靈,就在于它對革命圣地延安的真摯情感和對延安精神的禮贊。“回延安”已成為一種重要的精神象征,提醒中國人民時刻不忘初心,矢志永遠奮斗。
 



賀敬之《回延安》手稿片段,1956年3月9日作于延安


  巍巍寶塔山不是靠這首詩揚名的。不過對我個人來說,它確實是我的心路歷程和創作歷程中的一個重要的印記──賀敬之

  他的作品不再表現“小我”的情緒,而與民族、與時代融合在一起,走入了廣大人民群眾和廣闊的社會生活。《回延安》是對圣地延安的歌頌,也是對革命精神的禮贊

  1956年3月,32歲的賀敬之赴延安參加團中央組織的西北五省(區)青年造林大會,這是賀敬之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第一次回延安。不同于雪花紛飛的北京,飛機進入了無邊的黃土高原,望見窗外奔騰的滔滔延河,賀敬之的心緊張得縮成了一團。近鄉情更怯,他曾在延安生活了整整六年,是延安人民黃澄澄的小米把他養大。(丁七玲:《為時代放聲歌唱──賀敬之傳》)

  1938年,14歲的賀敬之離開硝煙炮火中的家鄉臺兒莊,踏上追尋革命與真理的道路,他追尋已內遷的學校,輾轉了大半個中國。在“保衛大武漢”失敗后,學校又遷往四川。學生們跟隨學校一路走,一路尋找著救國之道,目睹了日寇的殘暴與國民黨軍隊的無能。賀敬之看到山河破碎、滿目瘡痍,也看到了國民黨軍隊的消極抗戰和一些弊端。賀敬之的思想在1939年發生了變化,這時候他從報紙上看到了平江慘案與確山慘案的發生,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辦事處被國民黨特務搗毀。在這種情況下,賀敬之與另外三位同學毅然踏上了北上延安的道路。他們走了一個多月,沿著川陜公路,穿過偏僻的小道,一路遇到不少艱難險阻,甚至還迷了路,最后到達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駐地七賢莊,后來賀敬之在一首詩中寫道:“死生一決投八路,陰陽兩分七賢莊。”

  1940年,賀敬之終于到達延安。在延安,賀敬之進入魯迅藝術學院學習,1941年入黨。1945年,21歲的賀敬之參與創作了新歌劇《白毛女》,是劇本的主要執筆者。此外,賀敬之還創作了《南泥灣》等至今傳唱的歌曲的歌詞,迎來了他創作生涯的第一個輝煌時期。可以說,在延安受到的革命與文學的教育奠定了賀敬之一生的底色,也讓他對延安產生了如同再生父母般的深厚感情。在去延安之前,賀敬之只是一個仇恨日本帝國主義的少年,他關心國家的命運,想要打垮日本鬼子,但是并未找到抗日救亡的道路,正是延安教育了他,讓他走上了革命之路。在延安,賀敬之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從一個愛國者成為了一個革命者,成為了“中國革命文藝發展新階段的一個小兵”。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5年底,國民黨軍隊在胡宗南的指揮下進攻延安,按照黨中央的部署,魯藝等文化機構經張家口進入華北地區,賀敬之從此離開了延安。

  十年之后,中國革命已經取得了勝利,社會主義建設高潮正在到來,賀敬之在這個時候回到其革命與文學生涯的起點延安。從五里鋪到南關的河灘上,熱鬧的鑼鼓嗩吶聲響了起來,頭扎雪白的羊肚子手巾、腰系紫紅色腰帶的男女老少,扭起了陜北大秧歌,他們是歡迎賀敬之一行的延安人民。賀敬之欣喜地發現,熟識的延安已舊貌換新顏:杜甫川上,架起了寬大的鋼筋水泥大橋;南關大街兩側是一排排的百貨店、新華書店、飯館、人民醫院……新舊社會的強烈對比沖擊著賀敬之的心靈,最終凝結為這首膾炙人口的詩歌《回延安》。

  其實在回延安之前,賀敬之并沒有想要寫詩,而只是打算寫幾篇報告文學和新聞報道,所以他先后給《中國青年報》寫了報道《綠色旗幟下的紅色高潮》、散文《重回延安──母親的懷抱》。青年造林大會結束那天,要舉行一個聯歡晚會,大家讓賀敬之出一個節目。賀敬之想了一下就答應了,表示將用信天游的方式寫幾句詩。對于這次回延安,賀敬之后來在2013年重回延安時,曾回憶說:“《回延安》這首平凡的詩對偉大的延安來說無關宏旨,巍巍寶塔山不是靠這首詩揚名的。不過對我個人來說,它確實是我的心路歷程和創作歷程中的一個重要的印記。1956年我參加了由團中央組織的西北五省(區)青年造林大會,回到離別十多年的延安。會議期間,我和代表們參觀了黨中央當年在延安各處的舊址,在楊家嶺山頭上種了樹,又探訪了母校魯藝所在地橋兒溝的干部和鄉親,十幾天來一直心情激動,確實是感到回到了母親的懷抱。大會結束前要開一個聯歡會,我準備用‘信天游’的形式唱出這次重回延安的感受。延安的三月還很冷,夜間一邊哼唱著一邊寫,一邊激動地流著淚,不覺中感冒嗓子失聲了,不能上臺朗誦,回來就在文學刊物《延河》上發表了文字稿。”

  關于《回延安》的發表,還有一則小插曲。郭強當時是西北人民廣播電臺的記者,被安排與賀敬之住在一個宿舍,
“幾天后,兩個人比較熟悉些了,郭強問賀敬之到延安后寫了什么大作。詩人風趣地說,只有幾首‘小作’,還是陜北民歌信天游,是老調子了,正在改。郭強趁熱打鐵,向他索稿,說:‘信天游更好,我們廣播電臺可以請人朗誦,還可組織文工團的歌唱家演唱。’賀敬之聽了,欣然應諾。大會閉幕后,郭強回到西安;對《回延安》這首詩,他一面請話劇團著名演員張癡同志朗誦,一面準備請劉燕萍同志用信天游演唱。但誰能料到,他的播出計劃竟然沒有獲得主編的批準。西安《工人文藝》編輯楊小一同志看了《回延安》詩稿,大加贊賞,連聲稱好,他拍著胸脯說:‘你先不要送《延河》,讓我們《工人文藝》發表!’隔了幾天,郭強向他打問情況,他悻悻然地說:‘我們的頭頭,也是有眼無珠,我和你一樣,做不了主,送《延河》吧!余念是詩人,他們識貨!’余念即詩人玉杲,當時是《延河》的副主編,經郭強打電話聯系,他讓立即把稿子送去,接著編輯部來電話表示:‘好!他們不發我們發!’”(《賀敬之〈回延安〉創作及發表始末》)。就這樣,《回延安》在被一家電臺和一份刊物拒絕之后,終于在1956年6月號的《延河》雜志上發表了。

  他的作品不再表現“小我”的情緒,而與民族、與時代融合在一起,走入了廣大人民群眾和廣闊的社會生活

  《回延安》抒寫了詩人回到闊別十余年的延安時的喜悅之情,贊頌了延安在中國革命史上的貢獻和新中國成立后的變化,語言淳樸,感情真摯。全詩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寫詩人重回延安母親的懷抱,與親人相見時的興奮。“心口呀莫要這么厲害地跳,灰塵呀莫把我眼睛擋住了”,寫出了詩人內心激動的情緒。第二部分,詩人追憶在延安的戰斗生活,表現了與延安母親的血肉關系。“樹梢樹枝樹根根,親山親水有親人”“羊羔羔吃奶眼望著媽,小米飯養活我長大”“東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紅旗手中的書”,詩人賦比興結合,表現了詩人對母親延安的感激和懷念。第三部分,詩人描繪了與親人見面團聚的場面,表達了相互間深厚的情誼。“一口口的米酒千萬句話,長江大河起浪花。”第四部分,描繪延安新貌,贊美了十余年來延安的巨大變化。第五部分,歌頌延安的光輝歷史,展望了美好的明天。“楊家嶺的紅旗啊高高地飄,革命萬里起高潮”“身長翅膀吧腳生云,再回延安看母親!”整首詩歌以夸張的手法、豪邁的感情,抒發了對延安母親的眷戀。這是詩人吸收民歌而創作的一篇優秀作品,以信天游的形式贊頌延安,在形式和內容上達到了完美的統一。

  《回延安》發表后,很快就在詩歌界與社會各界引起強烈的反響,詩人臧克家說:“這是解放以來我最喜愛的一篇詩,恐怕也是賀敬之同志的最有代表性的一篇詩。每次讀它的時候,我總想起杜甫的《贈衛八處士》。我想這是有理由的。這兩篇優秀的詩,都是久別重逢抒寫胸臆的。情感的渾厚真摯,藝術成就所達到的境界,都可以相比擬。當然,《回延安》的氣氛與情調和《贈衛八處士》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在極度的歡樂字行間閃耀著希望的金光,而后者卻不勝傷感,讀后令人為之黯然。”他將《回延安》與杜甫流傳千古的《贈衛八處士》相提并論,足以看出對這首詩的推崇與贊賞。這首詩也很快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成為詩歌的經典作品,參與塑造了幾代中國人的詩歌感覺與文學感覺,在中國文學與中國社會上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1956年3月重回延安的賀敬之(左)與延安橋兒溝支書趙步喜(中) 資料圖片


  《回延安》開啟了賀敬之創作生涯的第二個輝煌時期。在1940年到達延安之前,賀敬之的詩歌表現的是知識分子式的憂郁和憧憬,但是經過延安時期《白毛女》《南泥灣》等作品,賀敬之找到了革命與歷史的主體,他的創作形式也從以新歌劇、歌詞為主再次轉變為以新詩為主,進而形成了新的詩歌藝術風格。從《回延安》和《放聲歌唱》開始,賀敬之創作了《西去列車的窗口》《雷鋒之歌》《中國的十月》《八一之歌》《桂林山水歌》《三門峽—梳妝臺》等詩歌史上的經典作品,代表著一個時代的最強音,在文學界引起了震動,強烈地震撼著那個時代青年的心靈。在這個時期,賀敬之褪去了知識分子氣息與學生腔,他詩歌的主題、題材、色調、格調都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經歷了中國革命的洗禮之后,他已成長為一個新的抒情主體。從早期詩歌創作到《白毛女》《南泥灣》,再到《回延安》和《放聲歌唱》,我們可以看到賀敬之融入人民大眾的過程,他的作品不再表現“小我”的情緒,而與民族、與時代融合在一起,走入了廣大人民群眾和廣闊的社會生活。

  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后,艾青、何其芳等詩人開始借鑒民族、民間與民歌資源,走向了民族化和大眾化的創作道路,但是如何將詩人的個性與新詩的大眾化結合起來,是很多詩人探索而未能得到解決的問題。賀敬之及其《回延安》《放聲歌唱》等作品的出現,可以說是新詩民族化大眾化探索的一個高峰,在《回延安》中,賀敬之借鑒了信天游的形式,但又摒除了其俚俗氣息,既是詩人的個人創作,又沒有新詩的文人氣息,仿佛長在田野里的一株莊稼,是那么自然而真摯;《放聲歌唱》等政治抒情詩借鑒了馬雅可夫斯基的樓梯體,但我們絲毫感受不到生硬的譯詩的氣息,相反,這些詩歌對現代漢語的節奏、韻律、氣息的出色運用達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極大地拓展了現代漢語的表現能力與范圍。

  如今重讀這首詩,可以重新啟發我們關于中國詩歌發展道路的思考。在新時代,中國新詩既要借鑒現代西方詩歌的經驗,也要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文脈,更重要的是,要從當代中國對于新詩的民族化大眾化的探索中汲取歷史經驗,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找到中國經驗新的美學表達方式。在這方面,賀敬之及其《回延安》無疑可以給我們以啟示。

  《回延安》是對圣地延安的歌頌,也是對革命精神的禮贊

  《回延安》之所以能打動無數讀者的心靈,就在于這首詩表達了對延安與延安精神的贊頌,這既是對革命圣地延安的歌頌,也是對中國革命的禮贊。這種贊頌是作者從內心流淌出來的,所以它的情感表達才那么親切自然,同時又那么具有崇高的陽剛之美。這首詩不僅打動了當時的讀者,也打動了一代代讀者。

  2008年全國兩會期間,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習近平同志曾談道:“我是在延安入的黨,是延安養育了我,培養了我,陜西是根,延安是魂,就像賀敬之那首《回延安》的詩里所描繪的:我曾經幾回回夢里回延安。我期盼著在一個合適的時候,能去陜西再去看看延安,向老區人民學習,向陜西的各級干部學習。”

  賀敬之沒有忘記延安人民,延安人民也沒有忘記賀敬之,《回延安》中的名句“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如今已被鐫刻在延安的寶塔山下,向人們提示著對延安精神與中國革命的深情與向往。而當賀敬之再次回到延安時,更是受到延安人民的熱烈歡迎。

  
“掌聲經久不息。好久沒有聽到如此真誠熱烈的掌聲了……2001年陽光明媚的5月,回到延安的人民詩人賀敬之,就處在這樣的掌聲之中。誰能說得清,76歲的老人,當他面對掌聲雷動的場面,面對真誠而熱烈的人群,面對那海潮一般的激情,離他是那樣的近,你起初從他老年人平靜的臉上似乎看不出什么變化,你從那眼鏡片背后的目光中,卻看出了他胸中燃燒著激情,詩人克制著自己,表面顯得那樣的平靜,一個慈祥而堅毅的老人,榮辱不驚地端坐在那里望著人群,只是嘴角微微地顫抖,顯示他急切地等待掌聲落下……”(忽培元:《〈回延安〉的詩人回來了》)

  但是面對大家對這首詩的肯定與贊美,賀敬之仍保持著清醒與謙卑的態度,他在談到創作《回延安》的心得與感受時說:“我這首詩之所以引起讀者共鳴并流傳下來,只能說是由于寫了我人生經歷中對‘母親’──延安、黨、祖國的真情實感,是發自內心深處的聲音。”他又說:“比起當年魯藝的師長們和老同學們以及從延安出去的廣大干部,無論在文藝創作或其他工作上,自己的貢獻都很少,每次回想起來總是深感愧疚。不過,當想到整個延安,想到這個名字標示的偉大歷史內容和輝煌業績,卻不能不永遠為之驕傲。想到作為它隊伍中當年的一名小兵和今天還活著的一名老兵,我不能不感到無比榮幸。”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賀敬之自覺地將自己歸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名“小兵”和“老兵”,現在賀敬之已經95歲了,但仍然“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保持著一個人民詩人的本色。

  如今,距離這首詩最初創作的1956年,已經過去63年了,當年賀敬之和西北五省(區)的青年在楊家嶺上所栽種的那些小樹苗,早已長成了參天大樹,而他創作的這首詩歌也代代相傳,將永遠銘刻在中國人的記憶之中,不斷啟示著我們在新時代要繼承延安精神:不忘初心,繼續前行!

  
(作者/李云雷 《文藝報》新聞部主任 原載于《光明日報》2019年05月31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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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敬之詩選·回延安
  
賀敬之詩歌《回延安》創作及發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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