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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建清華?

 

原題:不過如此──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建清華大學

文/阿蒙 來源:觀察者網 2018年02月11日 子夜星網站整理編輯
 

  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英、美、德、法、意、奧、日、俄八個帝國主義國家組成“八國聯軍”入侵中國,鎮壓義和團運動,迫使中國與翌年9月在北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共十二款,其中中國除向參加聯軍的十六國外,還需向荷蘭、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等所謂的受害國“賠償’海關銀四億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付清,年息四厘,到1940年本息總數為九一八千二百三十萬八千一百五十兩。以海關稅、常關稅和鹽稅做抵押<1>。四億五千萬兩的數目是以當時中國人口估算值(4.5億)為基礎,按每名中國人賠付一兩的數目來確定的。對于清政府的財政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當時清政府的一年財政收入不到九千萬兩,單靠海關稅、常關稅和鹽稅做抵押是不夠的,清政府一方面削減軍費、官俸,一方面命令全國各省加稅分擔,除東三省是清王朝的興起地不負擔賠款。可以說庚子賠款是清王朝滅亡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摧毀了清政府的財政!

  作為強盜中的一員,《辛丑條約》規定,美國所得賠款32,939,055兩官平銀,本息合計71,897,769.55兩官平銀;按每兩官銀折0.742美金計算,合美金24,440,778.81元,連同利息28,910,773.34元,合計5,3351,552.15元<2>。曾經有人說美國將庚子賠款退還中國,建立清華大學,包括筆者自己都曾經對美國人此舉頗為贊賞,事實究竟是怎么樣的呢?

  美國所謂退還“庚子賠款”的背景

  美國在《辛丑條約》簽訂談判過程中便要求其他幾位強盜將賠款總額限定在“中國政府有能力償付”的范圍內,之所以這么做不是因為美國這個強盜善良,而是他的的眼光還是非常長遠的──如果索賠過多,導致清政府垮臺,“美國必定失去我們現在正極力想弄到手的那幾百萬美元。”

  經濟上的考量。1890年,美國工業產品總值首次超過農產品總值;1900年,工業產品總值是農產品總值的2倍。從全球層面來看,1860年,美國工業產值位居世界第四,30多年后,1894年,美國工業產值躍居世界第一,總量占到歐洲所有國家總量的50%,到了1913年,美國工業總產值比后四名的英、法、德、日四國的總量還高。1905年因為美國出臺排華法案,中國開始了抵制美貨。美國在中國人民心中的聲譽降到了最低點,因此對華貿易大受影響。

  在抵制美貨的1905年到1907年這三年中,美國對華商品出口總額呈直線下降。1905年為5500多萬元,1906年下降到4300多萬元,1907年更是只有2500萬元。1906年美國對華出口量比1905年年下降42.2%,紡織品對華出口下降1/2,石油下降1/3。美國在華資本家哀嘆:如果中國抵制美貨運動持續下去,美國各廠家可以關閉六個月。中國資產階級中的有識之士則借此機會大聲疾呼:“如今我們大家齊心,共同抵制美貨,提倡大家使用國貨,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杜絕給美貨機會。這樣我們的本國商業才能發展……據當時的《時報》記載,“自抵制美約之風潮起,花旗面粉大為滯銷。”上海國產的布以前“連年虧損”而在1905年“生意之佳,為往年所未有,實因各處相戒不用美貨,是以本布銷楊,頓形暢旺。”當時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向羅斯福建議用退還庚子賠款的方式來平息中國人的憤怒,并建議將退還款子供中國派遣學生赴美留學使用。

  文化上。美國著名外交史學者威廉威廉姆斯認為,“擴張是阻止社會動蕩、保持民主和恢復繁榮的途徑”。美國人認為擴張體現出美利堅民族生機勃勃的開拓與創新精神。美國對外是以文化“軟實力”作為一種特殊政策工具并在國際政治關系中施加其影響,成為美國穿越障礙的一種更重要的強大滲透工具。文化是國家利益的載體,是美國擴張主義外交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形成了美國三大擴張政策(領土擴張、經濟擴張、政治擴張)之外的又一擴張──文化擴張。大家熟知的電影、美劇等等無不是在宣傳美國的文化觀,最終的結果就是經濟上的擴張。包括清朝末期美國基督教傳教士到中國傳教身上實際上是肩負著文化擴張的任務。

  到1908年,中國赴美留學人數未超過300人。相形見絀的是,中國留日的學生數卻逐年增加。從1905年到1907年間。赴日留學的學生不斷增加,從一開始的8000人,到1906年則達到了11900人,到了1907年雖然有所回落但仍有9000多名中國學生留學日本。詹姆斯是伊力諾依大學的校長,他于年初提交了一份《關于派遣教育考察團去中國的備忘錄》給羅斯福,對當時大批中國學生赴日本留學的狀況感到不安,一旦這些學生從日本學成歸國后,將勸告中國仿效日本,其結果將與美國最終的戰略目標以及在華的利益互不相容。

  他認為:“在中國若想要在商業、知識以及精神上獲得最大可能的利益,那么這個國家就必然要成功地教育中國年輕一代。假如美國在年前能將中國學生成功地吸引進來,并且進一步發展,那么美國這種從文化上控制中國的方式無疑是最巧妙的”。“我們可以不讓華工入境,但我們必須善待中國學生”。“這種道德的影響的擴大,甚至從純物質的觀念來說,也能比用別的方法收獲更多”。“哪一個國家能夠成功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哪一個國家就將因此而在精神與商業兩方面收獲最大的回報。如果美國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國的留學流,并使其壯大,那么我們此時就能以最圓滿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國的發展,那就是以知識和精神操縱中國領袖的方式。”“與軍旗相比,道義與精神將更有力地支配美國在商業上持久地獲利。”美國這個強盜算盤打得極精。

  美國第一次“退還”中國庚子賠款余款

  1904年底,中國駐美公使梁誠就庚子賠款的細節見美國國務卿約翰(john hay),談話中約翰說:“庚子賠款原屬過多。”梁誠借機說道:“如果美國率先做出退還庚子賠款,退還中國將在各國帶了一個好頭,在各國中間樹立一個良好的印象。尤其是1905年爆出了抵制美國貨運動仇恨美高漲之時,有助于緩和民眾對于美國的敵意……”聽完梁誠的話約翰良久不語,心下默然。梁誠一方面積極和美國政府交涉,一方面向國內發電報請示,一旦美國退還此款請將此款用以“興學育才”。

  經過三年的交涉,美國國務卿魯特(Root)于1908年12月31日通知中國公使梁誠,美國政府決定從1908年12月31日開始退款,并規定:自退款的第一年起(1909)年起,中國政府在最初四年內,每年至少派留美學生一百人,如果第四年派足兩百人,則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五十人,直到退款用完為止;在所派留學生中,規定百分之八十學農、機、礦、物理、化學、鐵路、銀行等,其余百分之二十學法律、政治、財經、師范等。雙方還商定,在派遣學生的同時,由清政府在北京設立一所留美預科學校(Training school),后來這所學校于1911年4月29日在清華園開學,定名“清華學校”,現在的清華大學的前身。約容納學生三百名,“所有辦法均照美國學堂,以便學生熟悉課程,到美國入學無桿格。”

  大綱中規定,肆業館所取學生擬分第一格(二十歲以下)和第二格(十五歲以下),“兩者均需身體強壯、性情存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第一格學生來源是“除由外務部、學部在京招考外,并分咨各省提學使在各該省報考,錄取合格學生,不拘額數,咨送外務部復試,選取實在合格者,送入肆業館學習或數月或一年,再行由館甄別”,第二格學生的來源是“凡二十二行省民籍滿、蒙、漢、旗人及內外蒙古、西藏等處,參照省份大小、賠款多寡,以及有無賠款斟酌裒益,定為額數,由學部行知各省提學使各按單開定額,選取送京入肆業館學習,或數月或一年,再行由館甄別。”

  關于各省送選學生的多少,江蘇、浙江兩省曾上書學部:“庚子賠款即由各省分認,則選派學生之名額自應以多寡為差”;“江浙兩省風氣開通較早,……目前各省尚無合格之學生,宜不妨由他省之之合格較多者借補其額……”后來學部參考了江浙兩省的意見,定出以每十二萬九千五百兩攤一名學生的原則,規定各省應學生的名額:直隸四名、江蘇十三名、安徽五名、山東四名、山西四名、陜西三名、甘肅一名、新疆兩名、福建四名、浙江七名、廣東十名、廣西一名、云南一名、湖北六名、貴州一名。各省均有余額,留作東三省及藩部留學名額。其實這里面還有貓膩,比如袁世凱家族每年預留了三個留學名額、兩個清華學校留美予留生名額。曾國藩家族的子弟、端方的、曹汝霖的兒子,曹汝霖的兒子是頂替新疆的名額免試入學。1909年美國首開退還庚子“賠款”余款的先例。而這個退還是應該加引號的。

  按照美國政府計算,扣除“應賠”部分,應退還本金10,785,286.12元,連同利息共退還總數為2,972萬余美元。從1909年起,逐年退還,分三十二年退完。為什么退還要加引號呢?

  1915年1月23日稅務處致安樂格聯樂字第92號節(因篇幅原因不載全文):“嗣光緒三十三年七月間,美國政府提議,允將原定賠款本數美金二千四百四十四萬七百七十八元八角一分之數,減為一千三百六十五萬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九分,計自西歷一千九百零九年起至一千九百四十年止,每年實收賠款本利美金五十三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元七角六分。所有每年應付及退還各數,另立甲、乙、丙三表,由美外部簽押,經前赴美專使唐大臣、出使美國伍大臣抄送到京;并由前外務部與美國駐京公使商定,美國減收賠款,先按減收購定匯票,清美領知照銀行,退回若干,再由上海道備函作收,于宣統元年即西歷一千零九年一月起實行,即自是年每月由上海道照實付數目購定金價交付;另于六月、十二月底結算本利及退還利息一次。<3>”

  清政府同樣要賠款原定的數目給美國,只是從花旗銀行到美駐上海領事再將購買的匯票送至銀行,最后美國總領事簽字,這一系列手續之后才將賠款退回給中國。這種“先賠后退”的退款辦法意味著美國全部控制著庚款留美的費用,并仍然保持美國“實際債權人的地位”──所謂的退款!

  “退款”初期,美國的“退款”平均每年約70萬美元,由清朝政府的外務部經管,主要用于留美學務和清華大學的辦學經費。用于清華學堂的辦學經費每年約60萬銀元,用于留美的學費每年約40萬美元,沒有用完的“退款”,積存起來作為清華基金,由外交部直接掌管。

  隨著學校的規模不斷擴大,為了控制監督清華大學的使用,于1917年,由美國公使和美國外交總長、外交次長三人組成“清華基本金委員會”,其下又設董事會,來核定審查清華的經費。當時曾規定,清華經費每月以29,000美元為定額,留美學務處經費以30,000為定額。清華的工程和購置等費用凡超過200元的必須經董事會批準。如有特殊情況需動用基金也只能借用,到期必須計息償還。

  1921年后,雖然由于清華大學的規模不斷擴大和留美人員不斷增多同時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生活費用上漲,導致清華學校和留美學務費用增加出現較大赤字。采取了減少留美女生和減少專科生,逐漸停招中等科及高等科等舊學制等措施。同時還借用了一部分基金,以彌補不足。雖然如此,按照原規定的退款辦法,自1932起,美國每年退款額將增加到138萬美元,比以前的每年退款將增加一倍,暫時的虧欠到時可以補償。所以當時雖然很多大、中、小學由于經費困難,被迫關門或停課的時候,清華依舊順利的完成自己的該辦大學計劃,學校規模不斷擴大。

  當時的教育界人士曾經發出這樣的感慨:“清華學堂的校舍之美,教師待遇之豐厚當為北平之首!”老師的待遇不是由水平的高低決定,而是由國籍。清華學校的教員分為美國教員、中國國文教員和中國西文教員三部分。美國教員約一半以上,可以享受住房和優厚薪水的待遇。他們住在“美國人的地方”──帶著院子的美式住宅,就像個英國村莊;而中國教師只能住在擁擠不堪的中式庭院里,如工字廳或古月堂。工資方面,美國教員平均月工資為160美元;中國西文教員每月僅幾十塊銀元。美國教員多數是中學教員和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有的教學水平很差,如英文教員斯密士,文化程度、教學效果都很差,被學生譏為“老飯桶”,可是由于他與美國公使館關系密切,盡管不受學生歡迎,校方也不能將他辭退。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英語是清華學校教學中主要的語言文字。除了國文、中國地理、中國歷史、修辭等少數課程用漢語教授外,其余都用英語講授。庚款留美生許先甲在《遣派賠款留美學生辦法管見》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學生國文宜稍深。往者考試學生,泛言學習實業,……同學中嘗見有習外邦文史掌故,而于國文國故反茫然不知。”

  教學內容。清華學生所上西學課中無時無刻不滲透著美國的影響。如在公民課課本上印著美國星條旗,講的是“美國政府和地方政府之組織原則、機構和活動,以及合眾國政府之變遷”。據后來有的人回憶說,這種課的作用,主要是教學生愛美國”。美國教員極力吹墟美國在世紀末世紀初擴張的“光榮歷史”;還說美國對華“門戶開放”是“英明”的政策;美國參與鎮壓義和團的革命是“平定拳匪騷亂”;美國所謂的“偉大人物”,其生卒年月也要求學生熟記在心。學生們抱怨公民學、美國歷史以及世界地理這些課程,全都著重強調美國的偉大。他們在《清華周刊》上寫道:“今校中用美國國民之課本,以授之于中國學生,至在校不留心時事,被人問而不知中國國民之常識,而背美國憲法,真可恥矣”。于是出現胡適之類的人物,說“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身體也不如人”。他在為金陵大學建校四十周年紀念冊題寫的詩句中,寫道:“如果美國對華政策是‘文化侵略’,我要大聲喊道‘歡迎’”。章太炎先生1908年在《民報》發表的一篇文章《清美同盟之利病》說“美國之返歲幣也,以助中國興學為辭,實則是鼓鑄漢奸之長策”。一語道破美國所謂退還賠款的真實目的──不外乎培養一批全面親美的奴才爾。

  必須注意的是美國所謂的“退還”庚子賠款的前提是當時中國的財政已經無法承擔了,梁誠先生在與美國政府交涉時直言不諱的說:“財政已枯竭,再無余力賠付。”從下圖1924年報紙也可以看出當時有識之士的看法“蓋我國財政已接近枯竭”。

  第二期“退還”中國庚子賠款余款

  到1918年1月止,美國得到的賠款本息已達12,413,499元,差不多已達到其自認之“應付”賠款之數。但按退款協議規定,中國仍欠美國6,137,552元<4>。還在1917年就有人提出退還庚子賠款。1921年3月11日美國參議員洛奇(Henry Cabot Lodge)提出退還庚子賠款余額的議案,八月十一日,參議院未加辯論,即與通過。眾議院外委會也認為可行。但因為當時在華美籍人士被中國士兵槍殺,美政府要求賠償未有結果,故退還擱置。按照美國政府慣例,兩院未完成議案,即無效。

  美國既有此議案,贊成退還的美國人士和中國人士自然努力說服美國政府。當時的外交總長顧維鈞,駐美公使施肇基,以及國內的教育人士分別活動,與在華美國教育人士交換意見,這其中武昌文華大學的圖書館主任韋棣華女士最為熱心,拜訪顧維鈞、黎元洪等,談及如果賠款即還,應撥付一部分開辦公共圖書館。韋女士曾去華盛頓遇到上海米勒頓評論報編輯John BPowell,請教其如何進行庚子賠款余款退還作為建設公共圖書館之用。John B Powell 給韋女士一本國會紀要,建議其拜訪每一個人。韋女士在美六個月間,拜訪了八十二位參議員,四百二十位眾議員。韋女士為中國教育不辭辛勞的奔走終于有了效果。

  通過眾位美國及中國教育人士的努力,1924年5月21日,兩院聯席會議通過繼續退還庚子賠款余款的決定。1924年6月14日,美國國務卿致國民黨政府駐美公使函(譯文)如下:茲謹檢奉1924年5月21日國會通過之議案一份,此案授權大總統退還1917年10月1日起應付之庚子賠款于中國,由大總統認為適當之時期與情形中,依國會在該案并言內所表示之意旨,發展中國之教育文化事業。”對于美國退還庚子賠款余款的目的當年報紙的評點可謂一針見血:“美國籍退還之名,其實用以鼓吹親美熱度使華人美化為目的之教義。”

  1924年9月,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成立,北京政府派顏惠慶、張伯苓、郭秉文、蔣夢麟、范源廉、黃炎培、顧維鈞、周怡春、施肇基、丁文江、(華籍)杜威、貝克、貝諾德、顧林(美籍)十五人組成董事會,制定章程共十條。簡單的說一下章程。

  章程第二條設立之目的:

  甲:接受根據1924年6月24日美國國務總理致中國駐美公使照會所退還之款項。

  乙:酌量存儲該款于一銀行或數銀行,并得酌用其他生利之方法。

  丙:酌量保留該款之一部分作為基金,以其收入充本會的事業之用。

  丁:使用該款用于促進中國教育及文化事業。

  戊:接受其他用于教育文化之款項,本會在原贈與條件內,對于此等款項有支配之全權,與原退還款項相同。

  章程第三條規定,該會董事會實物人,中國籍十人,美國籍五人,董事會下設執行委員會,在董事會閉幕期間執行職務。并設有財政委員會,掌握基金及代管款項之存放及投資。

  該基金存放于美花旗銀行。1925年8月11日稅務處致安格聯第965號令:“茲特遵照本國政府訓令,與貴總長籌商,將每月所退還至賠款交付指定之保管委員收領,擬每月由江海關稅務司繕給美國公使支票一紙寄交。美國公使收到該項支票時,即在支票上繕寫交付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收領字樣送交。該董事會收到該項支票,即行繕給收據一張。”(限于篇幅未載全文)<5>在世界會計界占有極高地位的楊汝梅先生在1931年12月7日給當時國民黨政府提出《關于整理各國退還庚子賠款余款用途意見書》說:“庚款源于關稅,前因擔保賠款信用,將此項巨款存放外國銀行,致我國金融界常受人之操作壓迫,全國商民均判政府之能早變更辦法,以解除其束縛。今因協定賠款退還,而該款仍存放于外國銀行,實使全國商民失望。嗣后應隨時設法,使此項賠款余額收支,能全數移歸中國金融界經營,以期調劑金融活動市面。<6>”楊汝梅先生的想法是好的,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不可能實現,這直接反映了舊中國的社會現實。

  從1926年──1948年,共舉行年會十九次。包括蔡元培、胡適、丁文江、孫科趙元任等都曾經成為董事會成員。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自從成立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自行消散,主要做了如下的工作。

  代管清華大學基金。

  1929年初原清華大學基金會向該會移交的基金的總數按賬面價值為銀元6,177,621.61元,該會總價值5,899,735.05元。以后美國庚子“退款”,除撥付清華經費與留美費用外,余額也都儲作基金,截至到1936年底,清華基金本息總數已達1600余萬元。<7>

  北洋軍閥時期,北洋政府曾經以各種理由企圖挪用清華基金,但都被清華基金拒絕。1932年,國民黨政府曾經停付庚子賠款一年,相應的“退款”也隨之停止。但海關稅不在期內,1932年仍賠付美國1,919,967.11美金。1932年12月16日財政部致梅樂和公字第4631號訓令:“查美國庚子賠款今年三月起緩付一年,曾由外交部照會美使,俟一九四五年庚款全額付清后,于一九四六年補付……”<8>

  抗戰開始后由于東南沿海被日軍占領,海關收入大部分為日軍占領下的敵偽政府所扣留。國民政府1939年1月15日發布《財政部關于海關擔保債賠各款改為攤存辦法的通告》財政部通告:政府對于償付債務向來按期履行,尤以海關擔保各債,從未逾期。……不意自日本人侵略以來,用盡欺騙威嚇之伎倆,將海關擔保債務之稅款,全部勒存于日方銀行,計戰區各關應攤而未解之銀額,由政府轉商中央銀行透支墊付者已積至一萬萬七千五百萬元之巨。……政府為維持債信,仍按期照付。……對于海關擔保各項長期債務,凡在戰前訂借而未清償者,當就戰區外各關稅收比例應攤之數,按期撥交中央銀行專項存儲。……”<9>不得不說國府的信譽“極佳”,對日庚款一直賠到1939年1月。

  這就把原來海關收取的關稅擔保賠款,轉為當時國民黨政府抗戰期間各戰區向戰區當地農民收取,然后按月交與中央銀行。自1942年10月海關實行公庫法后才與廢止。這筆攤存的賠款總計法幣4,051,142.18元,金元0.15元。由于惡性通貨膨脹,等同于廢紙,最后在1949年1月按當時的折合率以金元券1.49交庫,作了一次性賬面上的銷案<10>。這些被一次性銷案的錢都是各戰區從農民手中收取的田賦!

  國民黨政府自1940年起將庚子賠款的債務(為關稅擔保的)大部停付(日本部分的庚子賠款一直賠付到1939年)。清華的經費只能以過去的基金所得利息和財政部的撥款加以維持。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凍結各國資金,“庚款”利息部分也停止撥付,清華只能靠借貸維持。當時的清華大學基金分兩部分儲存,一部分儲存在國內銀行,一小部分儲存在美國銀行,用以支付留學生的及清華大學聘請美國教師、購買教學儀器設備、圖書等。到七七事變國內的存款大概是在美數額的兩三倍。抗戰期間庚款大部是停付的,在國內的那部分由于不斷的通貨膨脹到抗戰結束時已經所剩無幾。而戰前在美國的那部分雖然數額不大但由于董事會成員善于經營,本息連年積累到抗戰結束時已經極為可觀。到全國解放時,基金積累日劇巨。關于在基金的使用手續,有關章程規定,只有中國的教育部長與清華大學的校長共同簽署,且需提出相當計劃,董事會方可撥款。

  國民黨政府敗敗逃臺灣后,曾經想掠奪這部分款項。關鍵時刻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抵美。他曾經對人說,解放前夕出走美國就是為了保護好這筆基金。曾經做過多年梅貽琦先生秘書的趙賡彪先生回憶:“其時政府(臺灣當局)財政困難,外匯存底不多,大家覺得清華基金是一筆了不起的數字,各方面都想利用或沾潤,因此梅先生壓力很大。……1954年春天,有幾位列軍籍的校友,曾當面對梅先生提出質詢性的要求,梅先生時候告訴筆者,對那次談話(印象)幾位惡劣。……”<11>

  從1950年起,梅貽琦先生在美國接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的駐美機構──華美協進社的常務董事,繼續經營此款。1951年他組織臺灣清華大學在美學人研究,并贈臺灣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刊物。還曾經利用友人回大陸帶信給清華大學,愿意用清華基金資助圖書、儀器,限于當時的形式而且友人將原信遺失,此事沒成。但解放初清華大學曾經陸續收到美國寄來的來源不明的學術期刊。1955年,梅貽琦先生由美抵臺,開始用清華大學基金籌辦“清華原子能研究所”今天臺灣新竹清華大學。1960年梅貽琦先生患病住院,病床下一直有一個手提包,1962年梅貽琦先生逝世,此包由秘書封存,后約集眾人一同啟封,里面收藏著清華基金的使用、收支的全部賬目。

  中美建交后清華的校長訪美曾經提及清華基金,但美以“此事純屬民間問題,美國政府不便過問為由”搪塞過去。不過據臺灣中央研究院統計在1970年清華基金賬面余額為700余萬美元,實際價格達900余萬美元。現在每年仍將此基金的盈利撥付給臺灣新竹清華大學。美國還利用“退還”的庚款建立了,中國圖書館基金(國立北平圖書館現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原民國五年,前外交部總長陸徵祥擔任中國政治學會主席,由其出面向美駐華公使芮恩施提議,自庚款中提銀十萬兩作為基金,后交由中華教育基金會管理,至1970年將近二十萬美元。還要一些補助事業這里就不詳細的敘述了。

  據1937年5月4日《財政部公債司為送內外債及賠款數目表致秘書處函》統計美國的庚子賠款中國已還44,061,732美金,尚有9,286,413美金未還<12>。我自己粗略計算為2,800余萬美元。無論“退還”多少,如美國學者邁克亨特指出,“美國原本就不公平地獲得了庚子賠款,現在退還一部分但拒絕將它用在中國急需的事情上。而且美國限定庚款用途損害了中國利益”。美國“退還”庚款確實起到“退款辦清華可以造就中國的領袖人才,可以使中華民國的基礎鞏固”。“留美歸國的先輩,有的在中國政局上很有影響”,“只就目前而論,這番舉動于中美關系上,已經發生異常的效驗”<13>。但是清華園更多的是為與自己不相干的人奮斗的聞一多、李公樸、朱自清先生這樣的人;更多的是像馮仲云一樣甘愿在民族危亡之際舍生取義的人,清華大學校園內的碑文記錄下他們的名字;更多的是像鄧稼先先生這樣的甘愿隱姓埋名為子孫后代鑄造利劍,不用再勞什子用所謂“退還”賠款求學的人。這才是真正的清華精神!

  所謂的美國“退還”庚款,就如一伙強盜到村子燒殺搶掠,一群不甘心當奴隸的人奮起反抗殺死幾個強盜,強盜覺得受了委屈,強迫村長賠款一百。后來發現村子太窮,得了我要的賠款太多──賠八十就行,你還照一百賠,多余的二十我每年返還給你,你送一個孩子到我們村讀書,其實村子里有五十個孩子。后來一個新村長帶領一群不愿做奴隸的人趕走了前村長,一年后為了不讓強盜再入自己的家園,也為了鄰居的孩子也能幸福的生活在這個世界,在鄰居家的土地上與十六個國家鏖戰,迫使強盜頭子簽下城下之盟,這之后新村長努力使全村五十個孩子都能讀書。


  〔本文資料引用如下〕

  <1><2>《民國外債檔案史料》第十二冊作者:財政科學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出版社:檔案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2頁、13-14。
  <3><5><8><9><10>《帝國主義與中國中國海關──第十編中國海關與庚子賠款》中國近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輯,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160頁、163頁、170頁、201-202頁、225頁。
  <4>《庚子賠款》作者王樹槐 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31 305頁
  <6>《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第5輯 第1編 財政經濟2》武漢第二檔案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版327頁。
  <7>《清華大學校史稿》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編著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139-140頁。
  <11>趙賡彪《協助清華在臺復校瑣憶》臺北傳記文學 第四卷第六期。
  <12>《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5-1財政經濟內外債》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鳳凰出版集團1991版465頁。
  <13>《美國退還庚子賠款余額經過情形》商務印書館1921年出版 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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