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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有人要抹黑郭沫若?

 

原題:郭沫若得罪一個沈從文,背后就是一大片

文/李斌 來源:觀察者網2018年09月02日 子夜星網站整理編輯

 

  

  【按】本文為中國社科院“郭沫若紀念館”副研究員李斌老師的演講內容,主題為《謠言與真相──紀念與重新認識郭沫若》。

  

 
  今年是郭沫若逝世40周年,在這樣的一個特殊的年份來跟大家討論這個話題我感到很榮幸,也很開心。首先,我想就我多年的研究,來談一下我心目中的郭沫若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郭沫若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個提法我們以前是不大說的,現在我覺得需要把它說出來。因為很多人都覺得郭沫若是一個風派文人,是墻頭草,哪邊有權勢就跟哪邊走。事實上,他是有自己堅定的信念的。郭沫若是一個浪漫主義詩人,他是創造社的領袖。1924年,他翻譯了日本學者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在翻譯過程中,他以列寧學說和蘇俄道路為參照,批判了河上肇的觀點。后來,他又參加了北伐戰爭,經過實際的戰爭的淬礪,更加堅定了他的馬克思主義信念。所以從1924年到北伐戰爭,這段時間是他的一個轉變過程。他曾經多次說在翻譯完《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后,他的思想就定型了,再也沒有改變。

  第二點認識,我想談的是郭沫若中共黨員的身份,他是中共長期的秘密黨員,革命者是他的首要身份,他是無產階級的有機知識分子。郭沫若是南昌起義撤退途中,在周恩來和李一氓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當時是中國共產黨處境最為危險的時候,國民黨正在清黨,很多優秀的共產黨員都被殺害了,也有很多共產黨員意志不堅定而脫黨。不久郭沫若受到國民黨的通緝,在日本流亡了十年。

  抗戰爆發后,郭沫若秘密回到國內,其公開的身份是無黨派民主人士。實際上,他回國后就恢復了組織關系,是在周恩來單線領導下的秘密黨員,他以代號“K”交黨費,他的身份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連他的夫人和孩子都不知道這個身份,這一身份一直保持到1958年重新入黨。他曾經跟周恩來說要公開自己身份,周恩來說你作為無黨派的身份更加有利于我黨的事業。

  第三點認識,郭沫若自從有了馬克思主義信仰,自從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后,他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都是為革命服務的。1928年流亡日本,他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寫下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本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的開山之作。這本書不為學術而學術,而是介入了當時的理論斗爭。當時理論界正在討論中國社會的發展階段問題,以驗證馬克思關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理論是否適合中國社會。很多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思想不適合中國,但是郭沫若通過歷史研究表明,馬克思主義是適合中國的,以此來證明中共領導的革命斗爭是具有合法性的科學道路,這是他的學術研究。他后來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是為了更好地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更好為現實革命服務。一直以來,他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都是為中共的革命斗爭服務的。

  這是我對他的三點認識。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我們再來談有關他的謠言。

  謠言一:郭沫若在十七年期間是表里不一、逢場作戲的兩面人

  所謂“十七年”是我們當代文學研究的關鍵詞,指1949-1966年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十七年。這一謠言主要來自于《反思郭沫若》這本書,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


 

  大家看這本書的封面很有意思,它是兩個郭沫若的半張臉。左邊半張臉是紅色的,右邊半張臉是藍色的。什么意思?郭沫若是陰陽臉,就是表面上是紅的,心里卻是藍的,表里不一,兩面派。這個書的封面就代表了這本書所選文章的整體觀點。

  大家都知道,郭沫若對于社會主義建設是大唱贊歌的,歌頌長江大橋,歌頌原子彈上天,歌頌衛星發射成功,他對社會主義可以說是各種唱贊歌。但是這本書的作者說,郭沫若私下不是這樣的,說他猛烈地批評那個時代,稱那個時代人際關系爾虞我詐,他對他的職務也感到不滿意,各種批判。同時,他對他的贊歌也很不滿意,說他的《新華頌》《百花齊放》以及其他詩歌都是應制應景之作,他都不滿意。總之,這本書說郭沫若就是兩面人,公開的時候唱贊歌,私下的時候反對那個時代。

  這些謠言的論據來自哪里呢?這本書的編者丁東的文章中提到了《郭沫若書信集》。他認為,在《郭沫若書信集》里面,只有寫給陳明遠的信是口吐真言,關鍵性的證據就是郭沫若寫給陳明遠的信。


  郭沫若的確跟陳明遠有過通信,這些信件現在保存在我們郭沫若故居的有9封,陳明遠保存了3封。總共有多少呢?只有12封。但《郭沫若書信集》里有多少封?69封。這說明多出來的57封信是沒有原件的。對此,陳明遠有一個解釋,他說因為文革時候抄家,把那些信都抄走了,他就憑著自己的記憶,把郭沫若給他寫的信的內容寫了下來,后來他就把這些所謂的書信發表出來,并提供給了《郭沫若書信集》的編者。此后大家以為它們就是真實的材料。

  事實上是不是這樣的呢?《郭沫若書信集》出版后,郭沫若的秘書和郭沫若的女兒都曾寫文章來批駁陳明遠提供的書信,他們說除了12封原件外,其他57封都是假的。我贊成他們的意見。我認為沒有書信手跡和手跡照片為證,且又不是在郭沫若生前發表的信件都是可疑的。我們歷史研究講究實事求是,沒有事實根據的要存疑。

  郭沫若的秘書進一步說這些信都是假的,因為郭沫若跟陳明遠的通信時間是1956年到1963年,而這些信所署的寫作時間很多都是在1956年之前和1963年之后,明顯是假的了。1963年,郭沫若跟他的秘書說,你們給陳明遠寫一封信,給他說,他要求的我都給他辦到了,以后不要給我寫信了。寫給郭沫若的信只有秘書篩選了之后才能到他的辦公桌上,他是國家領導人又是大文豪,每天收到的信件成百上千,看不過來,秘書要篩選一遍。秘書回憶說,此后陳明遠的來信,他們都不會給郭沫若看的,自然郭沫若也不會再給陳明遠回信了。

  在偽造的信里面,郭沫若表達了對時代的不滿,對自己詩歌的不滿。假如這些信按照陳明遠說的,真的被紅衛兵抄走了,紅衛兵不會不把它公布出來的。紅衛兵在文革開始的時候,已經攻擊過郭沫若,已經要抄他家了,虧得周恩來趁機提出了包括郭沫若在內的12人的保護名單,郭沫若才能夠幸免。

  陳明遠這個人在文革時期,因為偽造毛主席詩詞案被關進監獄,出來之后對那個時代充滿了痛恨,80年代寫了很多詩歌詛咒那個時代。同時他為了自己的名聲,又說他寫詩是郭沫若教的。一個對那個時代高唱贊歌的人,怎么會教出這樣一個詛咒那個時代的學生來呢?所以他要自圓其說,污蔑郭沫若是兩面派,偽造了這些信。而這些信又跟一些有著特殊目的的人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就出現了陰陽臉郭沫若。

  除了這些信之外,郭沫若從來沒有在任何場合表達過對50-70年代的憎惡之情,也沒有在任何場合說過《新華頌》和《百花齊放》是應景應制之作,只有陳明遠信件這一個證據,而且這個證據還是假的,我們由此就可以確定這些都是假的了。所謂兩面人的形象,是陳明遠和丁東等人塑造出來的。

  謠言二:郭沫若是跪舔權力卻不受待見的可憐文人

  這個謠言的證據主要有兩個。先說《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這首在網上廣為流傳的詩歌。這首詩是怎么出來的呢?

  這首詩最早出現在2012年鳳凰視頻“騰飛中國:文化紀事(76)郭沫若與領袖和詩”中,節目未給出處。第二次出現是在高曉松《魚羊野史》第1卷第93頁,湖南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名為《毛主席,你賽過我的親爺爺》,也沒有出處。網上的出處是《郭沫若文選》第12卷第765頁,但并沒有這本書。

  我們研究郭沫若的人都知道,《郭沫若文選》從來沒有編到過第12卷,郭沫若也沒有自己編過文選。超過12卷的只有兩套,一個是《沫若文集》,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的共17卷,另一個是《郭沫若全集》38卷。從來沒有過《郭沫若文選》第12卷這樣的書,郭沫若的書更沒有超過765頁的,最多500來頁。這個來源一看就是假的。

  我已經參與了五年的《郭沫若全集補編》的工作。補編編了27卷,我們找了相當多的資料,包括沒有發表的手稿,以及報刊雜志上發表的佚作,我們都找了,但就是沒有找到這首詩。可以確定地說,這是一首假詩,別有用心編造出來的。這是第一個假材料。

  第二個假材料是有關書法方面的,信上寫著“比目魚同志:若論書法,我用腳趾,夾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寫的強。康生”。這一看就是假的。


  首先,我們看信箋,信箋上寫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康生擔任的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主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一個是黨的職務,一個是政府的職務,擔任黨的職務的他不可能用政府的信箋。

  第二,沒有落款日期。大家讀手札都知道,一封信一定會有落款日期。某年某月某日,某月某日,或者某日。但這封信啥也沒有。

  第三,沒有上下文,我們寫信都會有上下文,比如第一句會說,你的信我收到了,然后談論什么事件,等把事情談完了,結尾會說此致敬禮之類的話,但這封信什么都沒有。沒頭沒尾,突然就來了這么一句。

  第四,一位中央高層的領導人,誹謗另外一個國家領導人,說人家的壞話,要是與收信人的關系不是特別親密,誰會這樣干?康生又不是傻子,他城府那么深,他會跟一個人說另一個國家領導人的壞話嗎?除非是他特別親密的朋友,比目魚是誰?康生的朋友中沒有比目魚,后來有人說比目魚是字庫的名字,他把康生的字集到一起就成了這樣的一個作品。

  這兩份假材料都指向郭沫若和中共高層的關系。郭沫若跟毛澤東的關系,跟周恩來的關系很受大家關注。郭沫若抗戰時期就跟毛澤東有書信往來,50年代、70年代也寫過贊美毛澤東的詩,他崇拜毛澤東,跟其他中共黨員崇拜毛澤東一樣,這都沒有問題。毛澤東才華橫溢,而且做出了那么大的貢獻,郭沫若對他有贊美、有褒獎都是正常的。但我們也要看到另外一面,毛澤東從1968年黨的第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式開始就一直批評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在多種場合有近十次的批評,包括與基辛格、周恩來、江青、張春橋的談話,都說十批不是好文章。郭沫若一直抵著壓力沒有做檢討,一直到1974年2月實在扛不住了,才寫了一首七律《春雷》做檢討。在那個時代,一個人扛了五年之久,一般人是扛不住的。這從側面說明,郭沫若對毛澤東不是諂媚。

  郭沫若和周恩來,郭沫若和毛澤東等人的關系,只能說有被領導和領導的關系,也有革命同志內部分工的關系,但是他們是相互尊重的關系。郭沫若跟康生也是相互尊重的關系。

  現在為什么有人要這樣地去說他們的關系呢?就是硬要把郭沫若和毛澤東的關系,說成是臣和君的關系,甚至說成佞臣與昏君的關系,這是把我們社會主義時代扭曲為封建時代,不僅給郭沫若摸黑,也把社會主義妖魔化。

  謠言三:郭沫若兩性關系混亂,對于立忱始亂終棄

  這個謠言講的是郭沫若兩性關系混亂,對于立忱始亂終棄,1979年于立群知情后自殺……郭沫若娶了姊妹花,蹂躪人家等等。

  這個謠言是從哪兒來的呢?來源是1984年謝冰瑩在臺灣《聯合報》發表的《于立忱之死》。在這篇文章中,謝冰瑩講在將近五十年前,有一天她的閨蜜于立忱在醫院,讓謝冰瑩去看她,謝冰瑩以為是在普通病房,去了后發現是在產房做人流手術。于立忱流著眼淚告訴謝冰瑩,這都是郭沫若那個大騙子害的。整篇文章就是寫了這樣一個故事,后來廣泛流傳,在網上演繹成郭沫若對于立忱始亂終棄,玩弄兩性關系,后來于立群知道后又自殺了。那么,這篇文章是真的嗎?


  一個老太太回憶50年前的往事,居然像劇本一樣,你一言我一語歷歷在目,非常清晰,可能嗎?我們回憶往事的時候,會有那么清晰嗎?一個字一個字都能回憶出來,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歷史研究講究的是證據,謝冰瑩這篇文章發表在郭沫若和于立忱都去世之后,當事人都死了,你要怎么說就怎么說。為什么不在人家生前說?你在人家生前說,若你說得不對,人家還可以糾正,但是人家都死了,你要怎么說就怎么說。還有,為什么只有謝冰瑩一個人在說這件事?其他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竟然沒有一個人說過,這可能是真的嗎?孤證不足為憑。

  第三,謝的故事跟知情人士林林的回憶恰好相反。林林跟于立忱、于立群關系很好,他們都做過新聞記者。林林說于立忱病重的時候,是在他家住的,謝冰瑩沒有參加于立忱的葬禮。謝冰瑩若真是于立忱的閨蜜,于立忱病重的時候,為什么要去一個男生家住,不去閨蜜家住?如果你真的是她的閨蜜,人家都死了,你為什么不來參加葬禮?這恰好說明了謝冰瑩和于立忱沒什么關系。于立忱即便有了那樣私密的事情,也不會告訴謝冰瑩。謝冰瑩在編造故事。

  第四,我們要注意這篇文章寫作的特殊背景,文章最后幾段大力歌頌的是領袖蔣介石,文章說我們這個領袖蔣介石對墮落文人郭沫若那是非常之好,但是這個投機文人根本就不領我們領袖的情,幾次背叛我們的領袖,這個文人真是該千刀萬剮。讀到這里,我們就突然明白了,她是在國共兩黨冷戰的特殊背景下寫的,意識形態立場不同的國民黨人在詛咒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于是用這樣的故事來詛咒。這個文章就是這么一回事。

  在網絡上,人們不去注意這篇文章的真偽,而把它大肆宣揚,這就成了郭沫若玩弄姊妹花。真相是什么呢?郭沫若和于立忱確實有過交往,這都是郭沫若自己寫在他的文字里面的,寫得非常清楚。當時郭沫若正在東京流亡,而于立忱則是《大公報》駐東京特派記者,于立忱去拜訪郭沫若,郭沫若帶著郁達夫去回訪,后來于立忱就回國了。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秘密回國,發現于立忱已經死了,就寫了《斷線風箏》,后來還兩次拜謁于立忱的墓,把《詠風箏》這首詩寫下來送給于立群。于立忱和郭沫若可以說是比較好的朋友關系,超出朋友之上的兩性之間亂來的關系,是沒有的。

  那個時代的文人有過幾次婚姻經歷是正常的。郭沫若的發妻是張瓊華,是他20歲的時候,他母親給他操辦的,結婚那天他就不滿意。



張瓊華與郭沫若母親


  后來他去日本留學,跟日本的護士安娜產生愛情,一起生活了21年。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郭沫若自己秘密回國,因為日本警方的監視,郭沫若不能帶妻兒。



郭沫若、安娜和孩子們


  郭沫若回到國內和于立群結合,于立群最后陪伴他走過了40年。婚姻之外,他只對一個人產生過感情,那就是大革命時候的安琳。南昌起義撤退時,安琳作為女戰士照顧郭沫若。郭沫若對安琳的感情安娜和于立群也知道,他還寫在自己的文章里,全世界都知道。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緋聞,這是我研究的結果。1938年之后,郭沫若一直是文化戰線的領導人,所有的歌舞影星都是他的部下,但他沒有跟任何人發生過緋聞。



郭沫若、于立群和孩子們


  謠言四:《李白與杜甫》揚李抑杜,是為了逢迎毛澤東

  《李白與杜甫》這本著作是郭沫若1967年開始寫的,197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文革時期少有的學術著作之一,當時出版的著作都是馬恩列毛魯迅。這本書面世之后影響特別大。怎么看待這本書,人們也是眾說紛紜。最普遍的看法是這本書是為了迎合毛澤東。那么這個謠言是從誰那里來的?錢鐘書。

  1979年錢鐘書訪問美國,夏志清問他,郭沫若為什么要寫《李白與杜甫》,錢鐘書說老人家喜歡三李(李白、李賀、李商隱),郭沫若聽從“圣旨”,就寫了《李白與杜甫》。這個話后來就被夏志清寫進了書里,在美國學界廣泛流傳,且很快傳到大陸來。1980年,《北京晚報》發表文章說某個領導人喜歡三李,郭用對比的手法貶低杜甫贊揚李白。后來這話又傳到臺灣去了,這些言論在海外大陸、兩岸三地傳來傳去,到底符不符合事實?

  實際上,郭沫若在書里面已經說了他寫這本書的動機。他說:“以前的專家們是稱杜甫為‘詩圣’,近時的專家們是稱為‘人民詩人’。被稱為‘詩圣’時,人民沒有過問過;被稱為‘人民詩人’時,人民恐怕就要追問個所以然了。”

  大家讀《李白與杜甫》就會發現,他主要批評了三部著作,分別是蕭滌非《杜甫研究》、馮至《杜甫傳》、傅庚生《杜甫詩論》,這三本著作都是50年代后出版的,在當時學術界影響非常大,被視為杜甫研究的代表作。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主要是一種學術上的對話,跟這三個人對話。


  讀過這三本關于杜甫的著作,我們會發現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杜甫在一千多來以來都被稱為詩圣,人們覺得杜甫特別偉大。經過新文化運動,對杜甫的評價沒有變,梁啟超、胡適都覺得杜甫是偉大的,而李白則是個人主義者。又經過了1949年后的思想改造運動,人們還是認為杜甫是最偉大的。郭沫若就發現問題了。按理說我們這個世紀經歷了兩次大的思想改造運動,為什么杜甫不倒?為什么杜甫是一個圖騰?郭沫若要挑戰的是這樣的一個學統和道統。

  因為杜甫維護現存體制,主張規訓,無論是對君還是對民,都是要在一個現存體制下面來做事情的。但是郭沫若恰好是一個非常叛逆的人,他跟杜甫在思想上是不合拍的。李白是一個浪漫主義的人,郭沫若也是浪漫主義的人,當有人罵李白是個人主義者的時候,胡適、錢鐘書、季羨林等人也罵郭沫若是個人主義者。所以他從李白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子,他從杜甫身上看到的是胡適等人的影子,在這種情況下,他寫了《李白與杜甫》,就是要對那些維護現有統治制度,維護已有利益的這樣一些人進行抨擊,從而主張一種真正的解放,主張叛逆。在這種情況下,他寫《李白與杜甫》是一種非常有學術勇氣的行為,要把千年以來的定案給顛覆掉。

  我之所以說他不可能是在迎合毛澤東,為什么呢?首先,毛澤東盡管在1958年說過喜歡三李,但是他后來又跟江青和張春橋說過,李白算什么?他就知道功名,后來被充軍了。可見毛澤東對李白的看法是辯證的,既看到了李白身上浪漫主義的比較瀟灑的一面,同時又覺得李白的功名心很強。郭沫若假如要迎合毛澤東,也不會這么拙劣。毛澤東的辯證法,郭沫若當然比其他人更了解。

  第二,何況《李白與杜甫》并沒有揚李抑杜,而是要雙雙打破李杜這兩個圖騰。郭對杜甫有很多貶低的話,但是當寫到杜甫喜歡吃牛肉,喜歡喝酒的時候,他很高興,喜歡杜甫的這一面。他對李白有很多贊揚的話,但當他寫到安祿山占領中原,李白不但不在那里組織抵抗還逃跑的時候,他對李白也是討厭的,覺得李白很庸俗。郭沫若對李白和杜甫都是在辯證地看,既看到他們有高尚、可愛的一面,也看到他們有庸俗的、不可愛的一面。這才是郭沫若對李杜的態度,并不是說在揚李抑杜。

  為什么造謠的是錢鐘書?我們知道錢鐘書和蕭滌非是同學,清華大學1933年左右的同學。郭沫若那么批評蕭滌非,錢鐘書不高興。郭沫若又批評了馮至,馮至和顧頡剛則是胡適的學生。1966年,郭沫若在人大會上說我要燒書,這個被人詬病了,說你不應該這么說。顧頡剛在日記當中說,郭沫若這個人寫古裝戲,寫才子佳人,這個人很怪,他在人大會上說燒書,我們皆不滿意。郭沫若做了檢討,他們還不滿意。郭沫若還批評過沈從文,沈從文又推薦過蕭滌非的書。你會發現這種人物關系,千絲萬縷,北大清華那幫文學研究學者,相互之間都是同學,都是有師友之誼的,郭沫若得罪一個沈從文,得罪一個蕭滌非,背后就是一大片。

  他們這一幫人,盡管在50-70年代表面上被壓抑著,實際上他們占據著各個高校的關鍵位置,1978年后他們重新把握話語權,這幫人當然會對郭沫若進行重新評價。復出之后,他們的觀點跟海外反共的夏志清們的觀點一拍即合,他們都不喜歡郭沫若。

  謠言五:因為郭沫若的批評,沈從文中途折戟,從文壇消失

  這個說法主要來自沈從文的弟子汪曾祺。他說對沈從文打擊最大的就是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有了這篇文章以后,沈從文就從文壇消失了。陳徒手《午門下的沈從文》這個文章影響也很大,“現在想來,郭沫若批沈從文是不公平的,這是一種政治性貶低。郭為了政治意圖一邊倒,揣摩上面的意圖,他當時批評許多人都是錯誤的。”

  真相究竟是怎樣的?我們首先要看批評的語境。


周恩來寫給郭沫若的信件


  1946年12月31日,周恩來從延安給郭沫若寫了一封信。當時國共和談失敗,周恩來被迫從上海回到延安,接連給郭沫若寫了兩封信,這是第二封。周恩來說,再過一年半載我們這邊的情況就會有質的變化,你那邊的情況,希望你站在民主運動的前頭,我們來個里應外合的斗爭。周恩來還說我們站在外面打,你要站在里面響應我們,而且你要站在里面的前線,你要站在里面的領導的力量上。這是什么意思?郭沫若是中共秘密黨員,當時在國統區從事民主運動,周恩來給他下達了任務,要他在那邊領導民主運動,這被稱為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這是郭沫若的任務和使命。



1946年周恩來、郭沫若、李維漢

  沈從文這個時候在干什么?他三次挑戰郭沫若的使命。

  第一次挑戰是1946年,沈從文寫了一篇長文章《從現實學習》,其中兩點讓民主運動人士大為光火。第一個是他批評昆明的民主運動,他說一幫政客文人表現欲太強了,一幫銀行家的功名欲太強了,結合起來就形成“民主堡壘”;他批評的人有聞一多、李公樸、費孝通、吳晗等。第二點,當時正在進行聯合政府的談判,準備組織一個國府委員會來取代國民政府,有40個委員,其中有1/3否決權,當時中共和民盟聯合起來想要爭取14個委員的名額,這個事情在當時爭斗得很激烈。沈從文看不過了,他說,你們這些人爭來爭去,不就是想當官嗎?實際上是他曲解了,為什么要爭名額?因為這一個名額決定了未來是聯合政府還是國民黨一黨專政,但他理解不到這一點。

  沈從文的這篇文章發表過后受到了很多批判,最先批判他的是民盟成員王康,在《文匯報》五次連載文章批評沈從文,特別談到沈從文將聞一多之死說成愚人一擊,聞一多明明是被國民黨特務給殺害的,你還說愚人一擊,這是為國民黨推卸責任。全國文協上海分會也開了一個會,他們說有一些人自鳴清高,站在一邊說風涼話,這些人的代表就是沈從文。這個會議紀要在《文匯報》也發表過。

  郭沫若因為有事沒有參加這個會,但他寫了兩篇文章《路邊談話》《新繆司九神禮贊》,兩篇文章都批評了沈從文,但是沒有點名。郭沫若說有些大學教授說我們想當官,大學教授就不是官嗎?有些人說只有寫小說才好,我們那些寫雜文的,寫詩歌的,搞繪畫的,搞攝影的就不好嗎?大家都做出成就了。這兩篇文章都給沈從文留余地了,沒有點名。但是沈從文不理他,繼續挑戰。

  第二次挑戰是1947年1月,沈從文寫了一篇文章叫《作家與新書業》,沈從文在其中說,之所以職業作家生存艱難是出版業不健全,創造社為什么倒閉了呢?書業競爭,自己經營不善,創造社倒閉。這就徹底惹怒了郭沫若,因為他是創造社的領袖,是創造社的主要負責人。郭沫若說你這個簡直是瞎說,創造社明明是被國民黨查封的,你這是偽造事實,拙劣犯罪。職業作家生存艱難那是因為國民黨的壓迫,你寫書發表不了,寫文章給你刪刪改改,你能不生存艱難嗎?他就這樣批評沈從文。

  第三次挑戰,先說1946年9月的文章《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沈從文說現在的年輕人跑去張家口,就是胡鬧,圖熱鬧,做無望流血。這個事情讓郭沫若很惱火,張家口都是解放區的代名詞,沈從文說張家口在做無望的流血,不等于在說共產黨白搞了嗎?實際上是在誣蔑共產黨,推卸國民政府的責任。1947年10月,民盟在上海的總部被國民黨查封了,被迫停止活動。沈從文寫了《一種新希望》。他說民盟停止活動,是因為他們內部人事關系沒搞好。郭沫若在1948年2月寫了《斥反動文藝》批判沈從文時寫道,你的小說怎么樣呢?《摘星錄》等小說為“文字上的裸體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還批評沈從文存心做一個摩登文素臣。文素臣是對封建統治忠心耿耿的形象。

  郭沫若的批評是比較厲害的,但對沈從文有影響嗎?沒影響。當時不止郭沫若,幾乎一半的輿論都在批評沈從文。沈從文有一點怕了,他就說怕中共,怕民盟。而郭沫若此時公開的身份是無黨派人士,怕中共,怕民盟,那就是不怕郭沫若咯。

  清華大學解志熙教授認為,郭沫若等人對沈從文的批評,沈從文也不驚慌,1949年1月31日解放軍進城,威嚴而和氣,沈從文看得高興,覺得早知如此,自己就該當一名隨軍記者,可見他的自信還在;并且在這前后,一些地下黨、革命干部、以至中共的高級干部陳沂等,都去看望過沈從文、安慰過沈從文,他又有什么好驚慌的?汪曾祺說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把沈從文打成那樣,沈從文心里可能覺得這只是小意思。



晚年的沈從文

  1949年后,新政權給了沈從文很多機會。首先是1950年把他派到華北革命大學學習,很多人去學了之后,都受到了重用。沈從文也去了,但他看不起那些教員,也看不起那些學員,跟廚師關系好,天天去炊事班里跟人家聊天。

  1951年底,沈從文去川南參加三個月土地改革,他去了過后,又嫌人家菜難吃,又嫌工作艱苦,特別想回來,想寫小說,但又擔心寫不好。

  所以這兩次改造,沈從文都不順利。沈從文是非常強大的人,真正對他造成比較大的影響的是1953年開明書店和中國青年出版社合并,開明書店給沈從文寫了一封信,說你以前寫的小說,不適合新社會了,紙型燒了。這個對沈從文打擊很大,他就不寫小說了。盡管如此,沈從文在1953年之后也寫了很多詩歌、散文,風格跟1949年之前完全不一樣,他也在堅持寫,只是說對于有些批評家來說,這個就不叫文學了。

  總結

  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多的謠言?有四個方面的背景。

  第一,在1978年后,我們進入一個后革命年代,在學術界,在文壇和學術圈當權的是復出者和海外學者。海外學者的影響特別大,他們的觀點是我們進行評判人物和作品的主要標準,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風靡一時。另外一批就是復出者,50-70年代被壓抑的那幫人復出了。這兩種勢力結合起來,對于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郭沫若等人,自然要重新評價了。

  第二,研究范式轉移了。1978年之前我們評價一個人物或事件,會以他對革命進程的推動為評判標準。1978年過后,則以是否有利于中國進入西方社會為評判標準。人們覺得50-70年代的那段實驗是走錯路了,我們理解不了那段時間做出重要貢獻的郭沫若的成就。

  第三,我們對學術的看法不一樣了,現在強調的是學術的自由與尊嚴,強調的是學術的獨立。陳寅恪給王國維寫的紀念碑,我們反復宣揚,要求為學術而學術。郭沫若強調的是為革命而學術,所以人們會覺得郭沫若做的是假學術、偽學術。

  第四,我們對文學的看法也不一樣了。今天看文學,我們評判文學是文學性是審美,是它反映個體心靈的深度和文學技巧的圓潤作為我們評價一個文學作品的標準。但是在郭沫若那個時代,我們評價文學作品的標準是是否為革命,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按照今天的標準,我們自然理解不了郭沫若,我們會覺得郭沫若為革命而創作的學術,為革命而寫作的文學作品,都是攀權附勢,都是迎合毛澤東,我們理解不了他們心中的革命事業,這是我們主要的背景。

  我們辟謠的意義何在?是為了在有一些真憑實據的基礎上,重新研究那個時代的文學和歷史。同時,我覺得在當下這個時代,需要迫使我們嚴肅地去思考20世紀中國革命的經驗,社會主義的經驗。我們不能把那段過往從歷史上抹去,我覺得還是應該認真地、嚴肅地去思考它的經驗教訓,而不是妖魔化。

  經過了這么多年,我們的知識分子應該從80年代的那種被全球化擁抱的熱情當中擺脫出來,重新定位我們知識分子跟政治的關系,跟媒體的關系,跟政權的關系,跟民眾的關系。現在的知識分子,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總是把自己摘出來,跟什么都沒有關系,對什么都冷嘲熱諷,而郭沫若不是這樣的。我覺得我們應該重新思考一下這些問題。而郭沫若可以作為我們思考這些問題的一個重要的借鑒和資源。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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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斌答讀者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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