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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旦華:蘇聯解體讓我重新認識文革和毛主席

 

文/馬社香 朱旦華口述 2015年10月27日 原載:《黨史文苑》 子夜星網站整理編輯

  

  【人物簡介】朱旦華,1911年12月26日生人,原名姚秀霞,浙江慈溪人。毛澤民夫人,毛遠新之生母。1943年毛澤民、朱旦華和孩子被盛世才投入監獄。1943年9月27日,毛澤民、陳潭秋等革命同志被蔣介石、盛世才秘密殺害。1946年重慶談判期間,在毛澤東及周恩來的努力營救下,朱旦華等一百余名同志被從新疆監獄釋放回到延安。1949年6月,朱旦華同志和方志純同志結婚。朱旦華是一位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于2010年5月29日在南昌逝世,享年99歲。方志純:1905年9月11日生人,方志敏烈士的堂弟。1922年投身革命活動,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擔任中央衛戍司令部參謀長、江西省委書記、省長等重要職務。1975年恢復職務后,曾任江西省革委會副主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常委。1993年7月31日,他因病在南昌逝世,終年88歲。

  


  筆者:朱老,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發了,您和方志純(1949年6月,朱旦華和方志純結婚──編者注)當年就受到沖擊?

  朱旦華:1966年底,我和方志純開始受到群眾批判。回想起來,這和江西、全國“文化大革命”整個進程有關。1966年6月,《江西日報》還在緊跟《人民日報》,點名批判“三家村店江西分店老板”“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谷霽光,派出工作組到大專院校。7月,江西省委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成立,黃知真為組長。8月8日,江西省委根據毛澤東“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的談話精神,撤銷工作組。8月28日,省直機關領導干部大會傳達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方志純代表省委在會上講話。到了1966年冬,劉少奇被北京群眾組織點名批判。1967年1月,方志純作為“江西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揪了出來。主要依據是,邵式平省長去世后,方志純作為代省長、省長,全面負責政府工作,執行了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特別是1959年廬山會議,方志純曾陪同劉少奇到1927年他隱居的東林寺故地重游,被上綱上線。1967年2月8日,在“八一廣場”(當時的“人民廣場”)召開方志純萬人批斗會。楊尚奎、劉俊秀、白棟材、黃知真等領導被陪斗。

  我沒有方志純的職位高,“文化大革命”初期作為江西省婦聯的一把手,也被群眾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很快“靠邊站”做檢查。主要“罪狀”兩條:一是1959年廬山會議時給全國婦聯的那份“工作報告”;二是培養丁長華這個“假典型”(江西省50年代樹立起的農業模范──編者注)。但那時被揪的“走資派”太多,只要是當權派,無論是工作錯誤、認識錯誤、路線錯誤,都被上綱上線為“走資派”。群眾運動的“過火”,我還是能夠理解的,作為我個人來講,并沒有與群眾組織在對“文革”認識上有嚴重的對立情緒。我同意揪“走資派”,不過覺得揪得太多了一點,當時局面有點混亂。

  ​但1967年冬后,一切又發生了變化。

  筆者:這個變化的標志是什么?

  朱旦華:1967年冬,方志純因1935年與組織失去一段時間的聯系,以及“新疆事件”等問題被隔離審查。1968年1月,隔離審查的命運也落在我的頭上。到了1968年秋,所謂“新疆叛徒集團”帽子扣了下來。

  1968年冷得比較早,9月份秋葉飄落。我被單獨帶進過去自己的辦公室。三個從未謀面的人一字形坐在辦公桌前,中間一個氣勢洶洶,逼我“坦白交代”“簽署反共宣言”出獄的前前后后。

  我皺了皺眉頭,耐心解釋:“我們是黨中央委托張治中將軍營救,1946年7月集體無罪釋放回延安的。我們沒有簽署任何反共文字。”

  另一個振振有詞:“不對!毛主席的大弟弟毛澤民在牢中為什么犧牲了?你們為什么安然無事?不要為自己的自首、叛變、投降行徑臉上擦粉!”

  “青年人,你們應該尊重歷史,1946年6月我們131人無條件集體釋放出獄,張治中先生還派了劉亞哲少將護送我們回延安。7月11日,我們到達解放區,7月12日,毛主席還請我們吃飯看戲。我們在獄中的情況,馬明方(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共陜西省委書記、省主席,東北局第三書記等職──編者注)、張子意(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宣傳部長,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作為代表,當月就向黨中央作了如實的匯報。方志純同志1946年7月還專門向中央組織部寫了《在新疆反法西斯斗爭經過報告》。我們在新疆獄中的表現,中央早就做了結論。”

  “據我們了解,馬明方、張子意、方志純都是叛徒!你不要為你的第二個丈夫作偽證!”

  對著這黑白顛倒的誣蔑,面對這漸漸不解的審查,那些日子里,我仰望長空,夜不能寐。

  ​筆者:毛澤民是1942年9月被盛世才抓起來的,1943年9月,犧牲在新疆監獄,那是盛世才和蔣介石聯手策劃的一個大陰謀。誰也想不到25年后“文化大革命”中,您和新疆監獄的幸存者竟然在共產黨的天下,一時間一個個都被打入“另冊”。當時您怎么想?

  朱旦華:當時我頭腦里有兩個人在打架。一個認為這是黨和人民群眾對我們領導干部的考驗,領導干部要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包括群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風雨。另一個就是覺得黨內出現問題了,有一股打倒大多數老干部的逆流。但無論怎么想,我都堅決服從組織的考驗和審查安排。1968年10月20日接到通知,次日前往向陽農場,參加集訓隊。要求“每個集訓隊員自帶鋪板、生活用具,每月只發生活費30元,其余的工資‘凍結’”。中央早有指示,不許隨便凍結未定性干部的工資。參加集訓隊的當時都是屬于未定性的人,是不應該凍結工資的,但那時候落實政策的通知多難以執行。

  ​“文革”期間,我因新疆監獄案被隔離審查,送進集訓隊,先到向陽農場,后到向塘,以后又到長頭堎,最后搬到高安伍橋。但當時不告知地址,只說通訊處為高安二號信箱。

  朱旦華:一直到1975年,“新疆叛徒集團案”才進入結案階段。那年4月4日,江西省革委會陳昌奉等人到江西醫院宣布解放方志純。同年7月31日,中辦10號文件對所謂“新疆叛徒集團案”平反。

  ​8月初,中央二辦王槐旭同志前來江西醫院,對方志純和我,當面賠禮道歉。根據中辦10號文件精神,1975年8月14日,江西省革委會政治部審干辦公室對我作出審查結論。1975年9月16日,中共江西省委批發了《關于朱旦華同志審查結論的批示》,同時批發了《關于方志純同志審查結論的批示》,強調方志純和朱旦華不是叛徒,是立場堅定的同志。從迪化集體回延安的129人沒有一個是叛徒。

  ​筆者:一場空前嚴酷的審查“新疆叛徒集團案”終于塵埃落定,您怎么看“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新疆叛徒集團案”?

  朱旦華:從新疆回到延安的每個人,對這個問題的思索都是嚴酷的。隨著思索的不斷深入,必然聯系到對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大概有十幾年時間,我對審查“新疆叛徒集團案”以及“文化大革命”是徹底否定的。所謂“新疆叛徒集團案”審查了8年,結案沒有一個是叛徒,整個案件全搞錯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從中央到基層,整死了不少好干部、好黨員。一些地方武斗,還死了一些群眾。最后(鄧小平主持工作后),中央宣布全黨沒有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不是全盤搞錯了?難道不該徹底否定嗎?當時我完全擁護中央的決定。但1991年蘇聯解體,列寧親手締造的蘇聯共產黨就這樣垮掉了,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就這樣崩潰了。毛主席在60年代初預言蘇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變成現實。在那些日子里,我睡不著覺,想了很多。不要說我,就連康大姐(即康克清──編者注)聽說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殺,都驚呆了,從此一病不起。其實,我和康大姐一些老同志震驚思考的都是一個問題,蘇聯共產黨垮在哪里?認真想一想,從赫魯曉夫開始,蘇聯黨出了走資派,徹底否定斯大林,信仰迷失,體制僵化,輿論大變,最終導致蘇共垮臺、蘇聯解體。我們黨呢?怎么避免蘇聯的覆轍?



朱旦華老人與兒子毛遠新


  ​毛主席早就說過:在中國,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誰勝誰負的問題沒有根本解決;反映到黨內,兩條路線斗爭誰勝誰負的問題,也沒有根本解決。中國還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而最危險的敵人,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是不是這回事呢?在蘇聯解體前,我一直認為毛主席這個分析,把黨內國內形勢估計得過于嚴重,脫離了實際。

  徹底否定“文革”后,黨內外有些同志把“文革”歸結為毛主席與劉少奇、彭德懷等人的個人恩怨;有的同志甚至歸結為毛主席破壞黨內民主、搞個人迷信、獨裁專制;有的摻雜個人“文化大革命”遭遇,不斷發泄不滿。輿論從過去一片歌頌紅太陽,到不斷“妖魔化”紅太陽。是“妖魔化”這個詞嗎?我親身經歷“文革”磨難,和這些同志看法有所不同,我當時僅僅懷疑是毛主席對整個形勢做出完全錯誤的估計和判斷,造成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悲劇。理由很簡單,如果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由于與其他領導人的個人恩怨、搞個人獨裁,他何苦在全國發動群眾起來,造執政黨的反,奪各級政府的權?這個執政黨和政府,不都是在他領導下建立和鞏固起來的嗎?對于所謂新疆叛徒集團的冤案也是這樣,不能簡單歸結為某某反對某某,無中生有制造出來的。“文化大革命”除了大搞逼供信、人格糟踐、人身傷害等野蠻手段,應該永遠徹底否定外,或許還有一些值得認真總結的經驗教訓。我黨是世界第一大政黨,正確認識和總結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各個階段的歷史經驗教訓,它不僅關系到黨的歷史、黨的宗旨,也關系到黨的未來。

  ​蘇聯解體后,我和許多老同志一樣,不由自主重新思考毛主席為什么發動“文革”,到底是毛主席對形勢真的估計錯了,還是他想到了、看到了更深遠的問題?

  筆者:您能深入談一談嗎?

  朱旦華:你上次來,曾問到我1962年3月陪同朱老總、康大姐上井岡山的事。你走后,我想了很久。記得那天在茅坪八角樓開完座談會出來,天氣很冷,朱老總披著大衣,雙手叉著腰,一動不動,久久凝視著前方。康大姐怕他著涼,要我上前請朱老總上車。我剛走近,朱老總就對我說:

  “我一直在想,當年井岡山會師才幾千人,主席就提出──‘黨指揮槍’、‘支部建在連上’、士兵委員會;紅軍的任務不僅僅是作戰,同時要作宣傳隊、工作隊,幫助建立地方政權;摸索出‘十六字’作戰方針……現在回想起來,每一條都很深遠吶。在井岡山和轉戰贛南閩西時,開始我并不信服主席,他沒有學過軍事,我帶兵打仗多年。但實踐證明,主席是正確的,他看得想得比我深遠。得到這個‘證明’,我黨我軍付出了很大代價,流了很多血,用了比較長的時間……”

  ​朱老總為什么在1962年對我講那番話?最近我看到一些內部資料,三年困難時期,要不要搞“三自一包”,中央常委中有不同意見,而朱老總明確支持毛主席。為什么呢?他從心里信服主席。這種信服,并不像有些人所說,是盲目的迷信和個人崇拜,而是由血的歷史反復證明了:毛主席總是能從更高的戰略高度來認識問題,他比我們看得要深遠一些。

  ​蘇聯解體后,我經常思考朱老總這些話。如果說,當年在井岡山巴掌大的地方,幾千人的隊伍,毛主席就考慮到為了奪取全國政權,建立新中國,應該建設一支什么樣的軍隊──這樣如此深遠關鍵的問題,那么,1966年毛主席在大多數干部很不理解的情況下,發動“文化大革命”,一定也有他的戰略思考,也可能我們這一代人近期不能很好理解。蘇聯為什么解體,復辟了資本主義?中國共產黨內,現在黨內腐敗分子為什么越來越多?兩極分化為什么越來越嚴重?黨群關系、干群關系也出現了問題,我黨會不會重蹈蘇聯共產黨的覆轍?我很擔心,非常擔心。

  面對現實,再回顧當年毛主席提出的尖銳問題,我覺得自己對“新疆叛徒集團案”的認識與十幾年前有所不同。作為各級領導干部,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中受到沖擊,長遠地看,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它可以為我黨群眾監督干部制度提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在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的長期戰略上,也可能是以一種短期的代價,博弈一種新制度、新嘗試。從這一點出發,毛主席作為開國領袖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戰略家,必須思考和探索執政黨如何建設,各級領導干部如何受到群眾的有效監督,才不會走向人民群眾的反面。你想想,如果今天還能鼓勵群眾起來監督我們黨的干部,使各級干部夾著尾巴做人,聯系群眾,艱苦樸素,怎么會出現這么多腐敗分子呢?當然,過去歷次政治運動,都不同程度留下了一些后遺癥,傷了一些不該傷害的同志,這正是我們黨需要認真總結的教訓。那種因為過去群眾運動出過一些偏差,就把發動群眾監督執政黨的做法徹底否定,恐怕也是走了極端。任何極端都會損害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啊。

  現在黨內腐敗分子揪了一批又一批,不能不令人想到更多,包括重新思考毛主席當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未雨綢繆,也可能是對抑制和打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一個深遠的戰略性思考和布局。現在每年都揪出來不少腐敗分子,事實上他們一個個都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朱旦華一個字一個字咬定地說)如果“新疆叛徒集團案”受冤的戰友,他們一個個都活到了今天,對毛主席希望從制度上、根本上抑制黨內腐敗分子的產生,一定會有新的理解和認識。

  “文化大革命”中確實犯了許多嚴重錯誤,包括“新疆叛徒集團”冤案。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是多方面,甚至是深層次的。如果只計較個人所受到的委屈、磨難,就很難從戰略高度去思考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不能出于公心認真地總結經驗教訓。在總結教訓方面,我們黨有成功之鑒。回想當年王明路線給我們黨造成的巨大損失,蘇區丟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白區幾乎損失百分之百,幾十萬紅軍只剩下兩萬多人,連黨中央都差一點被敵人吃掉;對我黨造成的損失,空前絕后,危害非常嚴重。但毛主席在延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強調實事求是地總結歷史教訓,對事不對人,強調弄清是非,而不是追究個人責任,更不是對那段歷史搞徹底否定。他一再講,在武裝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對我黨武裝剿滅這個大方向上,我們還是共同一致的,在“七大”還動員大家選王明為中央委員。張國燾如果不是叛黨投敵、當了國民黨的特務,恐怕也還是要進中央的。大批跟著王明、跟著張國燾犯了嚴重錯誤的同志,還得到了重用。結果是全黨思想統一,團結一致,最終取得建立新中國的偉大勝利。

  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對歷史應該作實事求是的分析,肯定那些應該肯定的東西,否定那些應該否定的東西。絕對肯定一切或徹底否定一切,都是不科學的,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不符合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和方法論。

  ​(摘自馬社香著《毛澤民夫人朱旦華訪談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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