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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五大領袖親歷記

 

(根據韓愛晶口述整理)

文/韓愛晶 2015年05月16日 來源:紅歌會網 子夜星網站整理編輯

  

  【按】上世紀六十年代,國際上蘇聯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演變成了修正主義,中國國內的意識形態領域也出現了異樣的聲音,尤其一些黨員干部身上出現了官僚主義、山頭主義、自由主義及貪圖享樂、腐化墮落、脫離人民群眾等現象,而這些人在某種程度上又得到了有意無意的袒護與遷就,這就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警覺。因而毛澤東出于反修防修、鞏固人民政權的初衷,決定通過文化大革命形式進行一次全面的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整頓,并由上而下地開展“斗批改”活動,將脫離人民群眾的權利奪回來。有人評說,這無亞于開辟一場具有特殊含意的“全面內戰”。這場運動之初,當然會引起雙方乃至多方勢力的激烈較量,又由于是在大鳴、大放、大辯論的環境下展開的,各種投機政客、野心家以及敵對勢力也就不可避免地滲透進來。當時,某些勢力為轉移斗爭大方向,故意挑動群眾斗群眾;某些別有用心的人以及敵對勢力也趁火打劫、尋機破壞,故意煽動、誘導不明真相的學生或群眾進行打砸搶燒。在如此局面下,也就出現了對立的兩大派或多派組織,并同時伴有武斗沖突。正像毛澤東所說:這場運動中反映出來的社會現象,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他堅信: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這說明毛澤東對掌控大局是心中有數的。為及時制止群眾內斗、及時懲治趁機搗亂的不法分子和各種犯罪行為,毛澤東發出“革命大聯合”及“革命委員會好”的號召,將文化大革命重新引向正軌。但當時北京幾大院校的派性組織,視中央的三令五申于不顧,武斗現象仍時有發生,有的學生甚至還向中央派去的解放軍、工人宣傳隊開槍。毛澤東決定親自召集北京五大紅衛兵領袖談話,陳明厲害,并指出方向。
  五大紅衛兵領袖分別為:北京大學聶元梓,清華大學蒯大富,北京師范大學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談話從凌晨3.00時開始,至8.30時結束,長達五個半小時。
  這篇談話記錄不過敘述了一段文革情節,不足以窺見文革全豹,但足以澄清一些被今人歪曲了的事實。

  




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右)向陳伯達匯報工作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號上午,我來到北京大學俄文樓,這是首都紅衛兵代表大會總部辦公地點。午飯后我就順便在工作人員宿舍睡個午覺。當時我擔任北京航空院會革命委員會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職務。我也是首都“紅代會”核心組的副組長。對于大學“紅代會”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陳良同學,常駐“紅代會”代表我處理。大部分時間忙于北航的運動。

  熟睡之中,我被陳良叫醒,他很激動地說:“快、快起來,清華出事啦!多少萬人把清華包圍了,工人要強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從床上坐起來,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陳良問:“怎么好?”我說:“這樣不就把武斗問題解決了嗎?”陳良說:“還搞不清怎么回事!”我下了床,說:“走,我們去看看。”我們就趕緊從北大往清華走。

  清華大學圍墻外面的路上人聲鼎沸,停靠著許多卡車、吉普、大轎車……我們走近看,車上貼著“北京針織總廠”、“新華印刷廠”等字樣。路邊、樹下、河坡,到處是密集的工人。他們處在熱烈而有組織的狀況。

  我看著這樣少見的情景,想起謝富治在北京市革委員會跟我們講過的話:“我可沒你們那么大的膽子,一聲令下,隨便就在北京開十萬、二十萬人的大會。我開一萬人的大會都要請示毛主席。”謝富治是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北京軍區政委,還是軍委辦事組成員。

  我對陳良講:“這么大的行動,調動幾萬人可不是兒戲!這么大的事情發生在北京,誰有這么大的膽量?黨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嗎?”我們邊走邊看,我走到隊伍里去,向一些工人師傅打聽:“請問,誰派你們來的?怎么動員?”

  “不知道。”“領導組織我們來,我們就來,別的我們也搞不清”。問了幾處,工人們是聽從廠領導安排來的,內情沒誰說得清。

  我們繞到北面清華附中,從北面小門進了清華園。從北京四面八方來的老百姓摩肩接踵。聽說清華出事了,外面的往里擁,想看明白,里面沒看出名堂的往外走。人流涌動。

  清華園高音喇叭像炸了鍋,聲嘶力竭:“工人同志們,工人同志們,你們受騙了,楊、余、傅及其黑后臺,操縱你們鎮壓紅衛兵……”

  我聽到這個廣播,腦袋“嗡”地懵了,又急又氣地跟陳良說:“這是誰定的調子?這個定調子的人要撤職,這么大的事情還沒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輕率地說是楊、余、傅黑后臺操縱的呢?定這樣的調子太被動了。”

  在迎面過來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學“紅代會”李冬民和陳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陳文香是委員。他們從清華校園里看熱鬧往外走。我趕緊問:“冬民,到底怎么回事?”李冬民也說不清。

  總之,此時清華成了全北京的熱漩渦。在人群里擠來擠去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再往里進也進不去了。真是問不清,看不明,聽不懂,心里急,沒辦法。只好改變方向跟著人群往外奔,決計回北航再想辦法。走到四道口,還遇到從清華被沖出來蒯大富的部隊。我又問到底怎么回事,回答是:“工人來拆除武斗工事,于是跑出來,散落校外。”

  我回到北航,就千方百計想和蒯大富取得聯系,我打電話給清華大學總機,找蒯大富,電話總機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不可奈地給市革委會領導打電話,也是找不到領導。在電話里,我問市革委會工作人員怎么回事?回答搞不清。我只好在電話里請他們趕緊把情況向中央匯報,并非常嚴肅地強調搞不好要出大事的。

  找不到上級領導,我無可奈何地坐在四合院院井的臺階上,真是呼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毫無辦法。望著天,恰見濃云密布,我仰天擊掌:“老天爺、老天爺,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把工人和學生分開,只要過了今夜就好了”。

  晚飯前后,一場大雨把天地沖刷得清新宜人。有人說清華那邊已經開槍了,準確消息搞不清。晚飯后,我心潮難平,叫上尹聚平、朱芒大、蔡新榮三個學生出門散步,我們從北航南校門走出,向北醫三院方向漫步。快到了三院門口,看到路旁一堆石頭子上,蹲著四五個大孩子;有男有女,中學生模樣。我走過去問:“這么晚了,你們怎么在路邊待著?從哪里來?”

  他們說:“我們是廣州來的中學生,住在清華大學了解運動情況。今天那里出事了,我們跑出來,找不到去處,只好在路邊待著”。

  我說:“那怎么行!走,跟我走,今天晚,我給你們安排。”一個小男孩說:“只要有個坐著的地方就行,明早天一亮我們就走。”我把他們帶回學校,交給尹聚平,讓她去安置。我就休息去了。疲勞,疲勞,睡著了。

  電話鈴驚醒我的時候,大概是深夜二點鐘,是北京衛戍區軍代表劉豐來的電話。劉豐說:“韓愛晶嗎?今天夜里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要我通知你來開會。”我說:“可以派別人代替我去嗎?”劉豐說:“中央首長要你自己來,到人民大會堂西側南門口。”

  我起床,準備紙和筆,又打電話給汽車班,請司機到紅旗院門口,即驅車趕到人民大會堂西側南門口。

  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這次等待中央首長接見,與哪次都不同,似乎有一種受冷落的感覺:不是直接進大會堂會議廳見中央首長,而是在進門的過道口坐下來等。

  我到大會堂參加中央首長接見和開會次數已記不清,早就習以為常。如果是重大活動有正式入場券,一般從東側正門進大會堂,有時還在主席臺就坐。至于平時,周總理、中央文革領導接見,我們一般從南門進,汪東興同志經常站在門外接我們,說一聲∶“來了?”握握手,我們進去。在會議廳,比如安徽廳或福建廳、或江蘇廳坐下,等中央首長。如果學生、工人、農民代表來得多,那么我們先在小客廳里等。周總理、江青、陳伯達等中央文革領導,總是先跟我們北京主要的學生頭頭、工人頭頭小范圍談談,聽聽我們反映的情況,見面10分20分鐘左右,然后周總理、中央文革領導再到會議廳。那時在安徽廳接見次數最多。周總理、中央領導在臺上,我們就坐在下面,有幾十、幾百的學生、工人、外地來京的群眾組織負責人坐在一起,往往每次接見要持續一兩個小時。這種會議,是文化革命時周總理、中央文革領導與群眾對話的最常用形式。所以,這種會議的記錄稿,在文化革命中也是流傳很多,影響很大的。

  可是,這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我們來到人民大會堂西側南門,只允許進到過道門里等著。



韓愛晶(中)與蒯大富(右)受到江青接見

  聶元梓、我(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先后來了,坐下來等著,很自然我們議論起今天清華發生的事情。王大賓嚴肅地說,清華學生開槍,打死工人。聶元梓說,這么多工人包圍清華,她白天已打電報給中央反映這一情況。

  等了大約二十分鐘左右,謝富治副總理出來問:“都來了嗎?” 我們說:“蒯大富還沒來”,謝富治對我們說:“不等了,進去吧。”

  我們跟在謝富總理后面向里走,因為我年齡最小,腳步快,走在前面,挨在謝富治身邊。到樓道中間要向右拐時,謝富治突然停住腳步看看我問道:“身上有小刀沒有?”我們也站住了,我說:“沒有。”

  謝富治彎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來的褲子抹下來。因為天熱,我白天把褲腿卷到膝蓋上。謝富治又站起身說:“快進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們好一會了。”他這句意想不到的話所表達的內容,跟他剛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覺得好像一下飛騰到云霧之中,頓時有迷離為夢的感覺,簡直不敢相信,也來不及想什么。

  我們快步,跟著謝富治往里邊一個門走去。后來才知道這是人民大會堂的湖南廳。我還是走在前面。

  走到門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領導已經在門口迎我們。我們三步并著兩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動一下,我們非常激動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說:“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說:“都是一些年輕人”。

  我們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領導人一一握手。毛主席還跟黃作珍同志握手說:“你叫黃作珍?我不認識,你沒被打死!”

  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我們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這是毛主席會見客人,召集中央領導人議事的一個廳室,一個一個沙發圍成大半個圓形,沙發旁邊有茶幾,茶幾腳旁有白色搪瓷痰盂。可以看得出來,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們剛才已經在這里碰頭議論了一個時候,也正是我們在外面走廊口等待的時候。

  陪同毛主席接見我們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防部長林彪元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文革小組顧問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文革小組成員姚文元,林彪夫人葉群,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團負責人汪東興,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長、北京市革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政委謝富治,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副總參謀長、北京衛戍區司令溫玉成,北京衛戍區政委黃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員、副主任吳德。

  在我們坐定以后,大會堂女服務員給大家分別倒了茶水。

  江青說:“好久不見,你們又不貼大字標語。”

  毛主席說:“還不是在天安門上見過,又沒談話,不行嘛!你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啦。其實,你們的小報我都看過,你們的情況我都了解。”

  我趕緊拿出鋼筆和紙,一邊聽一邊作記錄。我看著毛主席他面色健康,大概因為經常游泳的緣故,臉上皮膚映著紅褐色的光澤,微黑,如同古柏,顯出超人的神圣。

  毛主席問:“蒯大富沒有來?是出來不了,還是不愿來?”

  謝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來。”

  我覺得謝富治說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釋說:“不會的!這個時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領導接見,不會不來。他要是見不著毛主席,他會哭的,肯定是出不來。”

  毛主席說:“蒯大富要抓黑手,這么多工人去‘鎮壓’紅衛兵。黑手到現在還沒有抓出來,這黑手不是別人,就是我嘛!他又不來抓,抓我好了,本來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中央警衛團就是我派去的。你們就給吹。我問他們怎么對待校園的武斗,我說你們去做做工作看看。結果去了三萬人,其實他們恨北大,不恨清華。”

  毛主席一邊說著,一邊抽著紫褐色的大雪茄,當時我不懂,心里想:毛主席怎么還抽卷煙葉?毛主席偶爾咳嗽,聲如鐘磬,清脆順暢。

  毛主席轉向聶元梓問道:“工人和學生這樣搞幾萬人游行。聽說,你們那里招待還好。是你們,還是‘井岡山兵團’?”

  溫玉成和黃作珍說:“不是他們,是北大和哪個單位沖突了”。

  聶元梓說:“是和農科院。我們還在門口擺了茶水。他們罵我們二流派、老保,還罵我破鞋。”

  我說:“不要在主席面前說這個。”

  毛主席說:“那不知道。抓黑手,這個黑手不是我,是謝富治,我也沒有這么大的野心。我說,你們去那么一點人,跟他商量商量。蒯大富說,去了十幾萬。”

  毛主席說:“你們看大學武斗怎么辦?一個辦法是:統統撤出去,學生也不要管,誰想打就打。過去,北京市委、衛戍區對武斗的態度是不怕亂、不管、不急、不壓。這看來還是對的。另一個方法是:幫助一下,這個問題深得工人的贊成,深得農民的贊成,深受學生大多數歡迎。大專院校五十九個,打得兇的大概五、六個。試試你們能力,至于如何解決呢?你們提出意見。我看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們北京大學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決不了,不一定住在一個城市,一個住在南方,一個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個城市打一個括弧‘井’在一個城市打一個括弧‘公社’。就像蘇聯共產黨打一個括弧‘布’,另一個蘇聯共產黨打個括弧‘孟’。”

  毛主席說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著說:“如果你們不能解決這些問題,第三個辦法,那么軍管。請林彪同志掛帥,還有黃永勝,問題總能解決。你們搞了兩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們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現在是少數學校搞武斗,人民不高興,工人不高興,農民不高興,居民不高興,部隊不高興,多數學校學生也不高興,就連擁護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興,就這樣一統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爺,你是多數,是哲學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沒有反對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當面不說,背后還是說怪話。”

  毛主席把臉轉向王大賓問:“王大賓,你的事情好辦一些吧?”

  王大賓說:“那幾個反對謝副總理的、反我們的人都跑了。”

  謝富治說:“他的二把手聶樹人要奪權,說他右了。”

  毛主席說:“他就那么左?馬克思?”王大賓說:“那是他們挑撥關系。聶樹人是一個好同志,出生又好,苦大仇深;這個人很正直,革命性強,就是急一些,不大會團結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說:“你能團結他嗎?一個左,一個右,很好團結嘛。你坐那么遠,你坐過來些。”

  林彪說:“來嘛。”謝富治說:“去,去。”

  王大賓起身坐到另外一個靠近一些的位子上。

  毛主席說:“事情都要留點余地,都是學生,你們也沒搞黑幫。最近有些學校斗了些黑幫,畫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幾個,就那么點黑幫?我看不止那一點,就是因為關鍵兩派忙于武斗。這個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學生不講了嗎?斗、批、走,斗、批、散。現在的逍遙派那么多,現在社會上說聶元梓、蒯大富的壞話的多起來了。聶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來,有時候三百,有時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黃永勝的那么多?這回我一出就出三萬多。”

  林彪說:“哪有黃永勝那么多。”

  毛主席:“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統統拆掉,什么熱武器、冷武器,要刀槍入庫。聶元梓,他們叫你佛爺爺,叫你佛爺老巢。還有你這個譚厚蘭同志,你還是個小辮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學校讀了十幾年書,大家贊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開,你走了誰來代替你呢。”

  譚厚蘭說:“都安排好了。”

  毛主席說:“你們這五大將,我們都是護你們的,包括蒯大富罵你們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們這一邊。你們回去一講我們有偏向,‘井岡山’、‘四一四兵團’,就會對我有意見。我不怕別人打倒。清華‘四一四’說:‘四一四’思潮必勝,我就不高興。說: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個理論家叫周泉纓,理論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論家嘛。人家寫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應該放出來,人家有意見讓他再寫嘛。不然,不是沒有言論自由了嘛?”

  溫玉成立即起身,打電話叫衛戍區放人。

  毛主席接著說:“我說你老佛爺也大方點。北大‘井岡山’有幾千人,那一河水放出來你受得了受不了?你這個老佛爺,不然就實行軍管。第三個方法,就按照辯證法,而且不要住在一個城市里,就一分為二:一個南,一個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岡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見面,打不起來;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內部,一統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爺老巢一捅就睡不著覺。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們大概還是留一手的,所謂……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緊張呢,怕人家打,你不留點后手,人家一沖怎么得了啊。你們贊成……什么?聽說不是一個兇手戳你嗎?知道也不要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誰也不要說啦。不過你以后要注意點,不要一個人亂跑。”

  江青說:“她有人保鏢。”

  聶元梓說:“沒有”。聶元梓說:“地質學院支持他們,半夜里抄我的家,到北大游行,把破鞋掛在樹上。”

  大家沉默片刻,相對無言。

  毛主席說:“人家說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這個聶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 ,為什么一定要牽連妹妹呢?”

  這時,有人進來報告說:“還是找不到蒯大富。”謝富治說:“廣播了,點名說中央文革要找,要請華蒯大富來開會,他就是不肯來。”

  毛主席說:“蒯大富這個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縱他的人是壞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這個經驗很多。”

  江青問:“是他自己不愿意來,還是出不來?”謝富治回答:“我估計有人控制他,有人控制他也不緊。”姚文元說:“有可能。”

  毛主席又問:“王大賓,你那里沒有打架。”王大賓說:“我那里沒有。就是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和保守派奪電臺干了一下,是伯達同志派人救援我們,以后我們就沒打過。”

  毛主席說:“那就好。以后一個你、一個韓愛晶,內部就沒打過架。”毛主席風趣地說∶“韓愛晶,你是韓信的后代,很會打主意,是個謀士啊。”

  我說:“我們學校工農子弟多,比較樸實,有不同意見,但沒有分裂為兩派。”

  姚元文說:“我才不信呢!你們那里就沒有不同意見,純之又純?”姚元文總把頭翹得高高的,一副誰也瞧不起的樣子。

  康生說:“韓愛晶,不是你說的那樣吧?!”

  毛主席:“你們不要把韓愛晶說得那么壞,人家很難受。”

  我說:“蒯大富周圍有一批人,里面比較雜。運動初期靠寫大字報起家的人權少了,搞武斗的人就多了。要求改組總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主席說:“譚厚蘭,文化革命兩年了,你那一個兩百人的兵團也沒解決得了,弄得你睡不著覺。你暫時還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個,兩個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暫時還不能走。給他們恢復糧食,出出進進,那些人也夠慘的。造反兵團是個湖南‘省無聯’式的大雜燴,因為他奪權嘛!別的有些學校都參加了。”

  我說:“我也參加了。”

  江青說:“韓愛晶想顛覆人家譚厚蘭。”

  毛主席說:“你也有份,我們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做些好事,也會做些壞事。”

  毛主席又說:“你們說中央沒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恩來在三月二十四號、二十七號講了話,又開了十萬人大會。這次黃永勝同志、溫玉成同志講了話,可是下面還打,好像專門和我們作對。我們這么一個道理,第一條‘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們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兩方面都有土炮,你們算什么打嘛!你們的打法算不了什么打,把卡賓槍、大炮都使出來,像四川一樣,把高射炮對天上打。”

  江青說:“敗家子!”

  毛主席一邊抽雪茄,一邊說話,有時還用火柴重點雪茄。毛主席說:“你這個老佛爺,那么大的神通,調起兵來只調兩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還得靠工人、復員軍人為主力,沒有那個你還是不行。護兵,林彪同志多哪!給你幾千、幾萬,可以把‘井岡山’統統滅掉嘛!(按:一些高校無視中央號召繼續搞武斗,主席非常生氣,但此時并沒有直接訓斥在座的頭頭們,而是利用另外一種口氣令其反思。)這個問題,也不要在這里答復。商量商量也可以,開些會討論,但是首先還是要聯合。”

  林彪說:“首先還是要聯合。主席講的四個方案:第一,軍管;第二,一分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主席說:“一分為二,就是因為結了仇,雙方緊張得很,雙方都睡不著覺。搬家可是個問題,找地點在北京就會爭起來。我看這個大會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萬紅衛兵,辦個學校還不行?或者你聶元梓來,或者侯漢清來(按:他們還真不敢來)。你們不是‘殺牛宰猴斷羊腰’嗎?牛是牛輝林,侯是侯漢清,羊是楊克明,這三個人我知道楊克明。楊克明也是個青年人嘛!到過十一中全會,那張大宇報,楊克明幫了忙。你們這張大字報分成了兩家,這種社會現象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誰會料到會打起來呢?原來打算停課半年,登了報。后來不行,延長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說,三年就三年嘛!我說不行,要多少時候就給多少時候。反正人是在長的,你一年級現在就是三年級了。(按:已相互對峙近兩年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還不是在那里過一天長大一天?(按:言外之意,難不成你們要在學校打一輩子?)‘斗、批、走’也是一個辦法,譚厚蘭不就是想走了嗎?走光,掃地出門,大學還要不要辦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個講話是留有余地的,這個大學還要辦,講了理工科,并沒有說文科都不辦,但舊的制度、舊的辦法不行。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現在高中比大學的課程還多,上六年、十年頂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礎課,跟大學差不多。這專業課先生都不大懂專業,哲學家講不出哲學。你聶元梓不是哲學家嗎?”

  聶元梓說:“我不是哲學家。”

  江青打趣說:“她是老佛爺。”

  毛主席說:“這個哲學有什么學頭呢?這個哲學是能夠在大學里學來的嗎?沒有做過工人、農民就去學哲學,那個哲學叫什么哲學?”

  林彪說:“越學越窄,是窄學。”

  毛主席說:“如何學文學呢?就不要搞文學史,但要寫小說,每周給我寫篇稿。寫不出來,就到工廠當學徒,當學徒就寫當學徒的過程。現在學文學的,寫不出小說、詩歌。上海的胡萬春,原來還是寫了很多東西,以后就沒有看見什么了。”

  周恩來說:“還有高玉寶都進了大學,后來頭腦都僵化了。”

  毛主席說:“我跟你們講講馬、恩、列、斯。除了馬克思、列寧大學讀完了,其他人都沒讀完。列寧讀法律讀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學還沒有讀完,父親叫他到工廠當會計,后來工廠搬到英國,在工廠里接觸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學是怎么學的呢?是在倫敦圖書館里學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沒有進大學。斯大林沒有進過大學,他是‘教會’中學畢業的。高爾基只讀了兩年小學,比江青還差;江青是高小畢業,讀了六年,高爾基只讀了二年。”

  葉群馬上奉承說:“江青自學很刻苦。”毛主席很不高興地沖著葉群說:“你不要又吹她。”

  毛主席說:“學問才不是靠在學校里學來的。以前我在學校里很不規矩的,我只是以不開除為原則。考試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幾門學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時沒辦法。有的考試,我有時交白卷;考幾何我就畫了一個雞蛋,這不是幾何嘛!因為一筆,交卷最快。”

  林彪說:“我讀中學讀四年,沒畢業就走了。自動退學,又沒有中學文憑,去當小學教員,喜歡自學。”

  毛主席說:“現在辦軍事學校害死人,黃埔軍校你們知道多長?三個月,六個月。”

  林彪說:“一、二、三期只有三個月,到了四期加長了。”

  毛主席說:“就是訓練一下,改變一下觀點。至于有什么學問呢?不太多,實際學一些軍事、教練。”

  林彪說:“有一點,學了就忘了。學幾個禮拜的東西,到軍隊里幾天一目了然。讀書結合不起來,百聞不如一見。”

  毛主席說:“我就是沒上過什么軍事學校,我就沒讀過什么兵法。人家說我打仗靠《三國演義》,我說:《孫子兵法》我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我是看過的。”

  林彪:“那時候你叫我給你找,我沒給你找到。”

  毛主席:“遵義會議的時候,我跟誰辯論……”毛主席記不起那個人的名字,看看周總理。

  周恩來說:“是何凱豐。”

  毛主席接著說:“他問我:《孫子兵法》你看過沒有?我問他:《孫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道。我問他第一篇叫什么?他還是不知道。后來我寫什么戰略問題,才把《孫子兵法》粗粗望過一遍。”

  江青說:“……(略)”

  毛主席說:“什么叫兵法?誰學英語,Art of War 就是兵法,Art of War Sunzi 就是《孫子兵法》,還是學英語好。(按:韓愛晶記錄稿用的是譯音“阿特密爾”和“阿達密爾孫子”,明顯是紀錄時聽覺上有誤,實際譯音應為“阿特沃爾”。編者將此處譯音改為原英文。)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虧;學外文要趕快,年輕時學好。譚厚蘭你學什么?”

  譚厚蘭說:“我學俄文。”

  毛主席又轉向我們,我和王大賓也作了回答。

  這時,由于談話時間比較寬裕,我向主席提出我個人前途問題。我說:“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讓我當兵去吧。”

  毛主席回答道:“當半年兵就夠了。當那么長時間兵干什么?當半年兵一切就范,再當一年農民,二年工人,那就是真正的大學校啊!真正的大學是工廠、農村。你說林彪同志不算個知識分子,上過中學。黃永勝、溫玉成還不是丘八!”

  毛主席問黃永勝:“黃永勝,你念過幾年書 ?”

  黃永勝馬上站起來,把軍帽放在茶幾上,畢恭畢敬答道∶“一年半。”

  主席又問:“你家什么成份呢?”

  黃永勝回答:“下中農。”

  毛主席又轉向溫玉成:“溫玉成,你念過幾年書呢?”黃永勝坐下去了,溫玉成又畢恭畢敬地站起來回答說:“三年。”主席問:“你家什么成份呢?”溫玉成說:“貧農。”

  毛主席說:“都是土包子,就這么點學問。黃永勝就學這么點,他當總參謀長,你信不信?黃永勝這個人我原來也不認識,到北京來談了兩次就認識了。”

  林彪說:“黃埔軍校×××,蔣介石給他一個金表,后來在南京就是不能打仗。”葉群說:“他是反對主席的。”

  毛主席:“世界上的人沒人反對還行?反對就讓他反對。我說他譯的《孫子兵法》有缺點,讓他改也不行。周約翰、王明、還有王德侯,還到蘇聯學過呢。”

  林彪說:“在延安,他給朱德當秘書。”

  林彪說:“×××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科,××學科,××學科都能考5分,就是不能打仗。”

  主席說:“所以,‘斗、批、散’還是個辦法,走譚厚蘭的道路。譚厚蘭不是想走嗎?我并沒有說文科都不要辦,但要改變辦法。學文的要寫小說、詩歌,學哲學的要寫論文,論述中國現在革命斗爭的過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學為好。你們說,根據法律……聽說天派反謝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爛公檢法’,‘砸爛謝富治’,實際上‘砸爛公檢法’是謝富治第一個提出來的。北京公安局三萬人,弄出九百幾十個地富反壞右,因此提出‘砸爛公檢法’。三萬人只剩百把十人,其余進學習班,你們也提口號。謝富治是中央的人,可你們一定要打倒,于是匆匆忙忙抓人。人大‘三紅總部’不出面,只讓個小戰斗隊提打倒謝富治,只是一個戰斗隊。追究責任,他說只是一個戰斗隊,我們總部沒有打倒謝富治。他們提出打倒反革命趙貴林,趙貴林我不認識,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們那些材料我都看過。聶元梓,侯漢青你們還沒有提他們是反革命嘛?”

  聶元梓說:“侯漢青在社會上搞了一個反動集團,惡毒攻擊主席、林副主席。”

  毛主席說:“我們這些人受到一些誣蔑不要緊。牛輝林‘綱’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問題……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學院,一個‘政法公社’、一個‘政法兵團’,他們聽了要不高興的。要把時間減少,挑工農子弟。鞍鋼一個審訊偵察的案子,有群眾參加,消息靈通,多少年沒有查出來的案子搞出來了。在這之前,公安局預審沒有別的辦法,只是打人,現在由群眾來審,又不打人。用偵察得來的材料不確切,軍管會還不是丘八。溫玉成、黃永勝這些人又不認識人,就根據幾個偵察能行嗎?我們說,向群眾學習。他們……,我說一不要殺,二不判重刑,判他們二三年算了。軍隊過去關禁閉,現在還有沒有?‘逃兵’你們還抓嗎?”

  溫玉成說:“禁閉早就取消了。”

  毛主席說:“人家還想逃,你抓回來干啥呢?斗、批、走,如果他想走,就讓他們走。為什么人家要走呢?還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家事,或者軍隊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捉,不關禁閉,逃兵比過去反而少了,我們是人民解放軍。現在學校捉了人要做俘虜,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傷了,知識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說什么知識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黃永勝、溫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關禁閉了。你們發明了個‘噴氣式’,這個罪魁禍首是我,我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講戴高帽子游鄉,我可沒講‘坐飛機’;我是罪魁禍首,罪責難逃啊!(按:主席之所以牽強地把那種批斗人的方式從根源上攬罪到自己身上,是在強調一種禁令。此后,那種批斗人的方式被杜絕。)今天怎么樣?以為要抓你們來坐禁閉嗎?‘井岡山’他們這個做法不好,我說這蒯司令的‘井岡山’打死四個人,打傷針織總廠五十個。就是如果不考慮這個社會影響,我也不是看一個人,實際損失最小,最小。”(按:相對于徹底結束近兩年來的整個武斗亂局而言。)

  林彪說:“值得,損失最小”。周恩來說:“林副主席說得好,損失最小最小,成績最大最大。”

  毛主席說:“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們那里去,你們呀,不要采取蒯大富這個辦法。”

  周恩來說:“在1966年下半年,你們去工廠串聯,工人歡迎你們,沒有打你們嘛。”



清華大學蒯大富

  毛主席說:“讓他們去宣傳嘛!不要開槍,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出的嘛!不是工人是領導階級嗎?我們不是說過工人階級專政么?專你們學校極少數壞人的政!你們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現在搞個串聯會,又在清華開會,又在北航開會,還在和平里開會,又是廣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來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錦州的‘糟派’,遼寧的‘八·三一’一部分,黑龍江的‘炮轟派’,廣東的‘旗派’……這些都不該搞!”(按:主席對各地派性組織做了調查,此次把五大頭頭找來解決派性和武斗問題,是下了決心的。)

  我說∶“有的我也不知道。”姚文元∶“你們侯玉山不是做了報告嗎?”

  林彪笑了說:“我們沒有開九大,他們就開了。”

  周總理說:“也沒有開十二中全會。”

  毛主席說:“又說是──中央開十二中全會,中央鬧得亂七八糟,斗爭很激烈,什么‘社會斗爭是中央斗爭的反映’。不是社會斗爭反映中央,應當是:中央斗爭,是社會斗爭的反映。”

  周總理說:“北航要開什么國防科委系統的會議,開了沒有?”

  我說:“我聽到下面有這樣的建議,一嚇,沒敢開。”

  周總理說:“這就對了,你是知道的嘛,國防機密嘛。”

  毛主席說:“我為什么不找你們的反對派呢?找你們幾個人來講講,這件事,使你們有個準備。我歷來不搞錄音,今天錄了。因為你們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這個東西,你們先去討論討論。這么一放,搞得許多人都被動,搞了這么多天不算數,開了這么多會。開始,黃作珍講話不算數,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態。我對你們的事,除了運動一開始管了一下,以后因為太忙,召集你們開會在北京由謝富治負責,我也不到的,林彪也不到的,當了官僚。這次怕你們把我開除黨籍。官僚主義就開除,我早就不大想當了,我又是黑手‘鎮壓’紅衛兵。”(按:“鎮壓”紅衛兵,此指派解放軍、工人宣傳隊去院校制止派性對立、解散武斗組織、拆除武斗工事等,而有些學生組織不知何人所派,聲稱背后有黑手。此段話,用另外一種口吻闡明自己解決派性對立及武斗問題的決心,也是即將下達嚴厲指令的一種緩沖。)

  林彪說:“昨天我開車了,我說去看看大字報吧。我問怎么沒有北大、清華的大字報?人家說:‘他們武斗’。我說你們脫離群眾,群眾反對武斗。”

  毛主席說:“群眾就是不愛打內戰。”

  林彪說:“你們把自己孤立到工農兵之外。”

  毛主席說:“有人講,廣西的布告只適用于廣西,在我們這里不適用。陜西的布告只適用陜西。那現在,再發一個全國的布告,如果誰繼續違反,打解放軍,搶劫軍用物資,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是包圍起來,就要打圍剿。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林彪說:“現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國民黨分子,他們打著造反的旗號,燒了一千多間房子,還不讓救火。”

  毛主席說:“報告上要寫清楚,給學生講清楚,如果堅持不改,抓起來。抓起來,這是輕的,重的實行圍剿!”

  林彪說:“廣西燒了一千多間房子,還不讓救火。”

  毛主席說:“國民黨還不是這樣!這是階級敵人的一種垂死掙扎。燒房子,要犯大錯誤的!”

  林彪說:“我們長征過廣西時,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計,先放火,冒充共產黨。現在是舊計重用。”

  毛主席說:“韓愛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幫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我說:“蒯大富是騎虎難下,下不來,他有難處。”。

  康生說:“情況不是像你說的那樣。”

  毛主席說:“如果他不能從虎背上下來,那么我們就要殺掉老虎。

  周總理說:“從廣西來的人住在你北航,你們怎么召集那些人來參加這個會的呢?你們還把‘四·二二’藏起來,廣西來的學生就在北航。”

  康生說:“他們想控制全國運動。”

  我說:“那個會不是我們召集的,中央可以調查。當時我生病,在北京體育學院休息,學校里打來電話,說從廣東來兩個省革委會常委。一個是工人邱學科,一個是中山大學的武傳斌,他們是找黃永勝總參謀長,他們說黃永勝支持他們。我說,自己沒有體力接待。北航的學生說,現在外面都說你韓愛晶驕傲自滿,老大作風,自以為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國防科委學代會,外省來了很多領導和群眾組織負責人,可是你根本不見人家。邱學科、武傳斌是廣東省革委會常委,你應該接待人家,要不人家說你是富農,不革命了。于是我在體育學院接待了邱學科、武傳斌。送行之時,他們提出要開一個全國形勢串聯會。我說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隨便開會,一開會,中央就會批評是黑會。北京還有天派、地派,很復雜。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參加的情況下找一些可靠的外省革委會負責人,只交流情況,蒯大富、王大賓都參加才行。后來我住了醫院,開會的那天,學校的同學打電話說:大家感到不對頭,地質學院只參加籌備會就不參加了。蒯大富來聽一會兒,就嚇跑了,‘井岡山’也跑了。我說,那你們趕快寫報告,把這件事報告中央。誰知道報告還沒有寫好,中央批評已經下來了,說是黑會。”

  毛主席說:“有些……”康生說:“你韓愛晶……(略)”姚文元說:“韓愛晶……(略)”

  毛主席說:“你們把韓愛晶講的太多了,他才二十二歲。”

  江青說:“運動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來上訪,你們把他們藏起來,你們做了很多工作。事實上,我們當時有委托。現在變了,要認識了,現在再搞這個不行了,因為他們反對的是各省的革委會和解放軍。譚厚蘭,‘九·七’誰去給你穩定局面的?”



北京師范大學譚厚蘭(右一)

  譚厚蘭說:“是毛主席,中央文革。”

  謝富治說:“那時江青同志知道了,是江青同志給你穩住了。”

  江青說:“對兵團(按:“井岡山兵團”),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這么熱天,斷水、斷電、斷糧;三伏天,三個月不見陽光,虧你做得出。我聽了,都流淚了。他幾百個人,幾十個人也是群眾嘛。還有蒯大富,最聽韓愛晶的話,我們的話不聽,你們想推翻譚厚蘭。開頭是韓愛晶不對,他想推翻你。”

  我說:“我有錯。”

  毛主席說:“相當有點無政府!世界上,無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對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無政府主義就不會消失,就是過去說的,奴隸主義馴服工具走向反面。這是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懲罰,這是對我們中央右傾機會主義的懲罰。”

  江青說:“據說‘兵團’反對我們的,我們為什么要替他們講話呢?無產階級要講無產階級的人道主義,你最好把他們放了。有幾十個反革命分子,他們想絞死我,不管怎么樣是年輕人嘛。老佛爺也是這樣,你也絕對的。什么油炸我啦,絞死我啦,我不怕別人油炸。我聽說,北大‘井岡山’想油炸江青。”

  聶元梓∶“北大‘井岡山兵團’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姚文元說:“油炸,只是一種說法。”

  毛主席說:“ 油炸,主要在小房里說說,那是希望。什么絞死蒯大富啦。”

  謝富治說:“牛輝林不好。”

  江青說:“牛輝林可能有點問題,也可以教育嘛。聶元梓,我還有沒有點發言權?我多在為你們難過,你們現在都是群眾斗群眾,壞人藏起來了。我說‘四一四’,你們不是必勝嗎?‘四一四’專門反對中央文革,也反對總理、康生,可他是個群眾組織,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說:“‘四一四’,幾千人,你搞又搞不掉。北大‘井岡山’幾千人,壞人自己會被端出來。”

  江青情緒激動起來說:“我住的地方,你們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絞死就絞死。我們都是一塊共過患難的,就不能容人家?將來還要治國、同天下呢!你看你們不學習主席著作,不學習主席作風,主席向來是團結反對他的人。”

  毛主席說:“可以不提了,‘宰牛殺猴斷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嗎?我們為什么要殺猴呢?你們舉例的罪狀,無非是攻擊江青、攻擊總理、林彪和我。統統一筆勾銷!人家在小屋子里講的嘛,又沒有在外面貼大字報。”

  江青說:“貼大字報,我也不怕。”

  毛主席說:“前年什么人反對林彪同志?”

  總理、葉群說:“是伊林、滌西。”

  毛主席說:“此外,北京外語學院‘六一六’的領袖劉令凱反對總理,總理一直保護著他。有人講,總理寬大無邊,我就同意總理這樣做。‘聯動’這些人,開始就不應該抓。許多人被抓了,我點了頭。”

  謝富治說:“這與主席無關,是我抓的。”毛主席說:“你不要袒護我,給我掩蓋。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謝富治說:“沒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說:“放了,就是八寶山、天安門騎著自行車搞了一、二個月,他也沒意見(按:他們并沒有說什么)。有些人耍流氓,無非弄幾個錢,路上弄一個女人(按:主席意思,這無非是他們當中一些人涉及的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被放出的那些人并沒有繼續涉及有組織的政治事件。)……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動吧?我看彭小蒙這個人還是不錯的。

  姚文元說:“他的父母很壞,跟伍修權搞在一起。”

  毛主席問:“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答:“紅十字會秘書長。”

  江青說:“在政治上,我們對你們都是有政治責任的,幫助你們不夠。你們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聯合’。”

  聶元梓說:“‘井岡山’,下山一千多,正在辦學習班。”

  毛主席說:“下山的靠不住,你那里‘井岡山’大多數人身在曹營心在漢,身在你老佛爺,心在‘井岡山’。不要關牛輝林,讓他們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強,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們過去是犯錯誤的,你們初犯錯誤,也怪不得你們。”

  江青說:“樊立勤怎么樣?”聶元梓說:“沒有搞他,他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團搞成一塊。”

  毛主席說:“牛輝林,把他看起來了嗎?”

  聶元梓說:“他內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說:“侯漢青是學生,還是教員?”

  聶元梓說:“是研究生。父親63年,搞投機倒把。”

  江青說:“最壞的,不是大組織,幾個組織聯起來背后有黑后臺的,有外國特務,他們還搞什么單線聯系。”

  聶元梓說:“他們是‘井岡山’、‘紅旗飄’、‘零’等聯合起來的。”

  毛主席說:“這個作風不好,飄、零、井、紅,應該變成‘團、零、飄、紅’,他小,可是他厲害。你們今天,兩個天派,兩個地派,兩個支持清華‘四一四’,兩個支持北大‘井岡山’,兩個天派同意蒯司令。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學校,簡言之,我們和五大將打交道很多,我們是有經驗的。一個叫聶元梓,一個叫譚厚蘭,女將,一個叫蒯大富,一個叫韓愛晶,一個叫王大賓。其他各個學校都有領袖,著名的就這么五個。你們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運動中有多少缺點,我們都是護你們的。你們在工作中也要面對很多問題,我也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你們也沒有。大多數學校沒有搞武斗,只有他們其中一小部分人搞武斗,一打就不可開交。現在五十九個學校,打得厲害的也就幾個,清華、北大、人大、石油、輕工、電力,電力為什么那么多逍遙派?他們(按:搞武斗者)影響了工人、解放軍和內部團結。為什么有那么多沒有參加武斗呢?為什么炮灰那么少呢?你們想過了沒有?”

  我一邊聽,一邊記錄,鋼筆水寫空了。我低聲問進來換茶水的女服務員:“請問有沒有墨水?”女服務員說:“沒有。”隨后遞來幾只鉛筆,我開始用鉛筆記錄。后來,每過半小時左右女服務員就遞來一把削好的鉛筆,換走我寫禿的鉛筆,直到這次召見結束。

  在談話過程中毛主席幾次看手表,從深夜三點半開始接見,時間已經很長了。文革中,毛主席見外國元首一般也才40分鐘左右。

  謝富治說:“主席愛護你們,是紅衛兵小將。林副主席、總理、中央文革,特別是江青同志很關心你們。這個事情說起來責任在我,幫助你們不夠,我可以向你們檢討。”

  毛主席說:“首都大專院校學習班又不向中央報告,引起聶元梓他們不滿。你又開學習班,又不讓串聯,人家就開大串聯會。不準串聯,不對。不過,你打倒謝富治也不對。”

  謝富治說:“對我幫助很大。”

  毛主席說:“北京有個習慣,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

  林彪說:“一場大雨,就把‘打倒’吹了。現在外面的大標語,字越寫越大。”

  毛主席說:“小孩子揭大字報當廢紙賣,幾分錢一斤”。謝富治說:“七分錢一斤,小孩子發大財。”

  毛主席說:“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國人有一個好處,有意見就講出來。講不讓串聯是對的,但一點也不讓串聯,是不好。人家還在串聯。砸三舊派在串聯,反砸三舊也在串聯,串聯一下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聯一下為什么不行?我講串聯一下可以,實際在串聯。你不讓好人串聯,壞人在串聯。你不讓多數人串聯,多數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壞人是極少數。”

  江青說:“通過串聯,把觀點統一起來,把壞人揪出來。”

  黃作珍報告說蒯大富來了。

  蒯大富走進來,嚎啕大哭。毛主席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來。毛主席向前走兩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圍。蒯大富握住毛主席雙手,腦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邊哭,一邊告狀:“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楊余傅黑后臺調幾萬工人突然把清華包圍。我們跟工人講理,他們也不講。我們學生一出去,他們就把學生抓到卡車上拉走。我們打不過工人,我們的人現在都在大街上……”

  毛主席轉過身把手伸出來說∶“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我緊挨著站在旁還。我一邊流淚一邊對蒯大富講:“不要胡說!工人、解放軍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說:“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軍制止武斗,都是不帶槍、不打人、不罵人,把人隔開。這次怎么抓我們的人!”

  毛主席對著謝富治、溫玉成問道:“是不是抓人了?誰讓你們抓人!統統放了!”

  蒯大富說:“我們二把手鮑長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又對謝富治說:“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鮑長康放到人民大會堂門口。”

  蒯大富如在夢中,無知的悲痛感染著氣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還完全認為自己是無辜遭劫,其言、其聲、其情、其態,悲慟至極點,見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樣,只顧告狀。整個氣氛被蒯大富的情緒所影響。毛主席是極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著眼淚,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復著說:“蒯大富,安靜點,不要激動。蒯大富,你不要激動。你坐下來。”

  蒯大富,暈頭轉向,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又坐下。

  毛主席又問黃作珍:“你叫黃作珍,哪里人?”

  黃作珍說:“江西寧都人。”

  毛主席說:“老表么!久聞大名。黃作珍同志講話不算數,謝富治講話不算數,市委開會也不算數,不曉得我們中央開會算不算數?我變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來抓呀!把我抓到衛戍區去吧!”(按:主席意思,中央不是搞突然襲擊,事先早已多次通告你們,可你們不聽,我只好如此。)

  謝富治說:“伸出紅手!宣傳毛主席思想,我們都緊跟!”(按:指這次工人、解放軍的行動。)

  聶元梓說:“領導也找不到,工人包圍清華之后,我們到處找中央,我就給中央打電報。”

  毛主席說:“聶元梓打給中央的電報,我們也收到了。不是說派三萬人嗎?怎么說十萬人?”

  毛主席說:“四個辦法,是什么呢?”因為蒯大富剛來,所以話題又轉回武斗問題,談話內容又重復了。

  姚文元說:“如果必要的話,軍管;一分為二;斗、批、走;大打。”

  毛主席說:“第一個是軍管;第二個是一分為二;第三個斗、批、走,頭一點,你沒有斗,其次你們沒有批,第三,你們沒有搞大聯合,你們打了幾個月了。”

  周總理說:“從去年開始。”

  毛主席說:“第四個辦法是大打,打他一萬人,撤回工人,把槍還給你們,大打一場。我才不怕打呢!一聽打仗我才高興。北京算什么打?無非是冷兵器,干了幾槍。四川才算打,雙方都有幾萬人,有槍有炮,聽說還有無線電。”(按:主席面臨挑戰性問題,總是這種性格。實際上,這種以退為攻的回答方式,更具有不可侵犯性。)

  江青說:“……(略)”

  毛主席說:“以后,布告出來要廣泛宣傳,如果誰不遵照執行,個別抓起來,個別的包圍、消滅,因為這是反革命行為!”(按:此段話是重復給蒯大富聽的。)

  江青說:“廣西圍了快兩個月了。”(按:指工人、解放軍針對廣西武斗組織的包圍。)

  周恩來說:“你們不想想,廣西布告為什么是主席的戰略部署?說關心國家大事,你們五個人也不發表聯合聲明、表個態度什么的、做做工作。”

  毛主席說:“他們忙啊!”周恩來:“這就是國家大事嘛!”

  周恩來說:“你們不要再分派了。”

  江青說:“希望你們團結起來,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張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澤東思想派。”

  毛主席說:“不要搞成兩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兩派?困難是有的。”

  陳伯達說:“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說:“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們也搞不下去,更別說你們了。這是舊制度害了他們,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們的陳伯達同志在中央會議上著急,我說不要著急,過幾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無非這么幾條,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還不就散了,這是學生講的。……我還不是從消遙派那里得點消息?恩格斯還不是中學沒畢業?馬克思搞經濟變成搞哲學,什么《資本論》,研究他的一本什么書;他的《資本論》,第一卷為什么不能出版?因為他身體不好。你說創建黨就這么容易?馬克思、恩格斯創建的黨就那么純?第一國際至少分三派,一個馬克思主義,一個蒲魯東主義,一個布朗基主義、拉薩爾主義。布朗基的所謂報告……只不過是根本無政府。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國際還不是四分五裂?……我給你們講了四條,最后一條就是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樣轉動。現在我們來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老佛爺,這個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學校那么多……”(按:后一段話,是長輩人在訓誡晚輩時慣用的一種故意放縱任性的口氣,言外之意:不管你們了,你們這樣打下去有何意義嗎?)

  姚文元說:“我傾向于學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學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按:即斗私、批修、然后散伙走人。)

  毛主席說:“地球一轉一年,十轉十年,要打我就讓他們大打,空出地盤來。讓人家寫小說的去自修。學文學的你要寫詩、寫劇本;學哲學的,你給我搞家史、寫歷史革命的過程。學政治經濟學,不能學北大的教育,北大有沒有什么出名的教授?這些東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這是個害人的辦法。”

  姚文元插話∶“少慢差費。”

  毛主席接著說:“組織個小組自己讀書,自修大學等等,來來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試,考試不是辦法。一本書考十題,一本書一百個觀點,不只是十分之一嗎?就考對了么?對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辦呢?誰考馬克思?誰考恩格斯?誰考斯大林?誰考林彪同志?誰考黃作珍同志?群眾需要,蔣介石當教員,我們都是這樣。(按:指與國民黨斗爭年代。)中學要教師,小學要教師,教材要刪繁就簡。”(按:師范學校還是要辦的。)

  姚文元說:“辦好幾個圖書館。”

  毛主席說:“讓工農兵都有時間去,到圖書館讀書是個好辦法。我在湖南圖書館讀了半年書,自己選擇圖書,誰教啊!我只上了一門新聞學,新聞班我算一個。那個哲學研究會,辦哲學研究會的沒有誠意;胡適簽的名,還有譚平山、陳公博。大學辦得那么死,應該比較自由一些。”(按:主席的這段話很有作用,此后各部隊、機關、工廠、學校等部門,紛紛建立面向內部廣大員工開放的圖書館或閱覽室。)

  江青說:“現在是搞武斗。”

  毛主席說:“武斗有兩個好處:第一,打了仗有作戰經驗;第二,戰爭要暴露壞人。這個事要分析,這種社會現象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不以中央為轉移,不以我為轉移,不以你聶元梓為轉移,也不以牛輝林的意志為轉移(按:指出現兩派對立)。現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來,再斗十年,地球照樣轉動,天也不會掉下來。”

  江青說:“我們真痛心你們!瞎說什么我們不要你們了,我們是要你們的。你們有時還聽我們一些,你們后頭的東西我也搞不清。”

  毛主席說:“ 背后不聽,我們這里有個辦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來干涉,無產階級專政去干涉。”

  聶元梓說:“我要求派解放軍到北大來。”

  毛主席說:“你要合你胃口的63軍,別的你又不要。如果‘井岡山’38軍真支持,我就給你派63軍,你就該做38軍的工作。”

  江青說:“聶元梓在對待解放軍這個問題上很好。如果做38軍工作,你們歡迎38軍行不行?”

  毛主席說:“去一半38軍,去一半63軍,38軍不那么壞。有錯誤,主要根子在楊成武。北京軍區開了兩個會,第一個會不太好,第二個就比較好了,鄭維山作了檢討。譚厚蘭,其實你有炮位一直在聶元梓身上。你譚厚蘭這位女將,轟了一炮,鄭維山夠緊張,鄭維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決問題去了。我們不是沒有見他嗎?各軍都不知道這個軍長是好的還是壞的,他也沒有找你的麻煩。”

  譚厚蘭說:“不是。學生不同意他。”

  毛主席說:“過去是有歷史原因的,有點歷史,不是突如其來的。”

  陳伯達說:“緊跟毛主席教導,堅決照辦。”

  毛主席說:“不要講什么教導。”

  姚文元說:“今天毛主席的話意味深長。”

  陳伯達說:“六六年上半年是比較好的,點革命風暴,后來腦子膨脹了,以為不得了。蒯大富和韓愛晶手到處伸,救世主一樣,他們想控制全國,就要一統天下了,又沒有什知識和學問。”

  毛主席說:“二十幾歲,周瑜嘛!周瑜原來是個騎兵,他當吳國宰相時才16歲。不能輕視他們年輕人,你擺老資格。”

  江青說:“我們十幾歲參加革命。”

  毛主席說:“不要膨脹起來,全身浮腫,害浮腫病。”

  陳伯達說:“韓愛晶對毛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見沒有很好的思索、考慮。傳小道消息,開秘密會議。”

  毛主席說:“第一條是我們官僚主義,一次沒見過你們。人家不要抓我們黑手,我還不見你們,讓蒯大富猛醒過來!”

  陳伯達說:“蒯大富,你應該猛醒,懸崖勒馬,你正站在危險的道路上。”

  林彪說:“懸崖勒馬,承認錯誤。”

  毛主席說:“不要叫錯誤了。”

  陳伯達說:“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眾,如果仍然不聽我們的,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

  毛主席說:“是相當危險,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

  周總理說:“毛主席早就講了,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

  林彪說:“蒯大富,我們的態度是通過衛戍區和市革委會,你說不了解中央的態度。今天是毛主席親自關心你們,作了最重要、最正確、最及時的教導。這次還置若罔聞,要犯很大錯誤。你們紅衛兵在偉大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國起了很大作用,現在全國很多學校實現大聯合,超過北大、清華。”

  毛主席說:“湖南、天津、青島、沈陽、包括廣西……大學我們要管,都是市委管。”

  林彪說:“響應毛主席號召,大聯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趕上去!你們要看到運動的需要,看到各個階段我們應該干什么。”

  毛主席說:“譚厚蘭那里有200人,一年也不能解決問題。200人都不能征服,快一年了,其它學校對立面更大的,你怎么能征服呢?曹操征服孫權,赤壁打了敗仗;劉備征服孫權也打了敗仗,結果失了街亭;孔明想征服司馬懿也不行,頭一仗打得很長,張郃只剩下一匹馬。司馬懿征服諸葛亮,碰上個空城計也打了敗仗。”

  林彪說:“打走資派和文藝界的牛鬼蛇神,現在不是。相反,學生打學生,群眾打群眾;都是工農子弟,被壞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人主觀上是想革命的,但是客觀上、行動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觀、客觀上都是反革命,是雙料反革命;有的開始是革命的,后來革命性差了,有的是走向反面,革命精神消失了。這個發展下去就會走向反面,你們脫離群眾。”

  毛主席說:“工農兵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幾,你們學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較好的,打內戰的比較少,北京只有六所。”

  謝富治說:“清華有兩萬學生,參加武斗的不到五千。”

  林彪說:“那些不參戰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主席說:“他們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沒有個好辦法。蒯大富可以下臺嘛!下臺照樣做官,也要當老百姓。”

  謝富治說:“工人們手無寸鐵,他們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語錄、毛主席最新指示、七三布告。”

  康生說:“聽人家說,蒯大富是司令,韓愛晶是政委,北航支持清華兩汽車槍。”

  我申辯說:“沒那回事,根本沒有那回事。衛戍區到我們那檢查了好幾次,槍一條也不少。”

  謝富治說:“你就都是正確,又全是你對!我批評了你幾次,你也都不接受,你根本沒有自我批評態度。”

  陳伯達說:“是不是把他們槍給收回來。”

  我向毛主席表示:“主席,我有個請求,給我派個解放軍監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是很愛護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許多事情要受牽連,但我覺得在努力保護他,不讓他倒臺,他的命運和全國紅衛兵的命運是有聯系的。給我派個解放軍,這樣什么事情就清楚了。 ”

  陳伯達說:“沒有自我批評精神。”

  江青說:“我有錯誤,寵了你,謝富治比我還寵你,還是主席這個方法好。”

  毛主席說:“不要老是批評!我是覺得……楊成武搞多中心,國防科委搞多中心論。這個楊成武一個中心,全國可以搞,搞幾千個,幾萬個中心,都是中心,就是無中心,還是他是中心。各人皆以為天下第一,真是!那還有什么中心!一個單位只能有一個中心,一個工廠、一個學校只能有一個中心。”

  江青說:“韓愛晶,我批評了你們好幾次,你們就沒一次很好的給我表個態。”

  毛主席說:“不要總說他!你們專門責備人家,不責備自己;不在自己,總在人家。”

  江青說:“我是說他太沒有自我批評的精神了。”

  毛主席說:“年輕人聽不得批評,他有些像我年輕的時候。孩子們就是主觀主義些,只能批評別人。我們年輕的時候也這么主觀,武斷得厲害。”

  江青看看蒯大富說:“蒯大富有點笑容了,輕松一下,別那么緊張了。蒯大富說陳育延被工人抓了,陳育延出來沒有?告訴宣傳隊,陳育延是個女孩子,對女學生要保護。”

  蒯大富說:“陳育延在北航睡覺呢。”

  毛主席說:“你們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對于你們毫無辦法,你們打下去沒有出路,要消滅‘四一四’也不行。我還是傾向你們這派,因為‘四一四’那個思想,我不能接受(按:即“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但是對‘四一四’要爭取群眾,領袖也要爭取些。周泉纓的文章,我已經看了,主要口號:‘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說蒯大富只能奪權交給‘四一四’。我們叫人去作宣傳,你們拒絕。布告明明宣傳好多天了,你們清楚地知道,他們會做怎么樣的宣傳。黃作珍同志向謝富治解釋過這件事,工人是沒有武裝的,所以毫無辦法,你們打到哪一年去?你們應該歡迎嘛!工人又徒手,你們反對工人,還打槍;打死五個工人,打傷工人……。等于北大一樣,我們比較偏向聶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岡山’。我們偏向于你們五個。今天我們放了錄音,今天我們開了好幾個鐘點的會了。譚厚蘭學校,主要偏向譚厚蘭,就是你們五個領袖。”

  江青說:“就是……”

  毛主席說:“你們想想,幾萬人去,什么事情?沒有中央的命令,他們敢?你們完全被動,‘四一四’反而歡迎,‘井岡山’反而不歡迎,你們搞得不對頭。今天沒有邀請‘四一四’和北大‘井岡山’的人來。他們一聽就要罵我了,罵我就是有道理?你那個‘四一四思想必勝’是不對的嘛!你那個團、零、飄、紅四個組織,就是壞人比較多,聶元梓一派好人比較多一些。”

  聶元梓說:“王、關、戚插了一手。”

  毛主席說:“你們反王、關、戚,好嘛!你們要串聯、學習班,也是對的嘛!韓愛晶、蒯大富你們不是好朋友嗎?你們兩個以后還要做好朋友。韓愛晶以后要幫助他,政策上做得好一些。現在‘四一四’高興了,井岡山垮臺了,我就不信。前年我就上了井岡山,我不是說的你老佛爺的‘井岡山’。”

  姚文元、謝富治說:“是真正的井岡山,革命的搖籃。”

  江青說:“不要搞得我們愛莫能助……”

  毛主席說:“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們,聽說是外地來的。”蒯大富說:“有。”

  毛主席說:“今天晚上睡覺!你們還沒有睡覺呢!蒯大富,你沒有地方睡覺,到韓愛晶那里去睡,韓愛晶好好招待。韓愛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們把‘井岡山’總部幾個找到一起,都到韓愛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開個會。”江青說:“……(略)”

  周總理說:“韓愛晶,你得幫他想個辦法。”

  毛主席說:“蒯大富,你真蠢哪!我們搭梯子讓你下來,你不下來,你們這樣和中央的政策對抗。黃作珍講話不聽,謝富治講話不聽,市委開會不算數,中央才出來伸出‘黑手’,調動革命,制止武斗。宣傳多大,敲鑼打鼓,你們又不理。你們脫離群眾,脫離工農兵,脫離絕大部分學生,甚至脫離自己領導下的部分群眾,你領導下的學生說你的壞話的不少。沒有打招呼,是我的錯誤,間接打了招呼。”黃作珍說:“……(略)”

  吳德說:“昨天我約蒯大富談了一次,他不聽我的。”

  毛主席說:“‘四一四’歡迎工人,你們‘井岡山’很蠢,我才不高興那個‘四一四’。那個‘四一四’是反對我們的。”

  江青說:“‘四一四’是反對我的。”

  謝富治說:“‘四一四’也是反對我的。”

  毛主席說:“他搞抬尸游行,他搞砸電線;在這個時候,‘四一四’也沒有通知,為什么他們歡迎?這一次你們很蠢,讓‘四一四’歡迎工人。”

  江青說:“甚至‘四一四’的群眾都說蒯大富是左傾,沈如槐是右傾。清華要搞大聯合,但沒有蒯大富不行。”

  毛主席說:“還是要聯合,還是要蒯大富,沒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岡山’出兩個,‘四一四’出一個。”

  毛主席說:“蒯大富,你能當清華的校長嗎?”蒯大富說:“我不行。”毛主席說:“蒯大富當校長,沈如櫆當副校長。”

  江青說:“現在你們五個人先做起來,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主席說:“第一條,軍管;第二條,一分為二,‘四一四’分一個,你蒯大富分一個;第三條,斗、批、走,這都是學生提出來的,他們不愿干了。你們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內戰。……(第四條,大打)把槍都給你們,無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辦呢?文科還是要辦的。至于如何辦法,研究出另外一個辦法。過去的辦法培養是修正主義的。”

  譚厚蘭說:“師范大學要不要辦?”

  毛主席說:“不辦,誰教高中?誰教中專?外語學院不辦怎么行?一風吹不行,吹那么幾年,也可以,天塌不下來。歐洲大戰一打幾年,不僅大學沒辦,其實中學小學也都沒辦,但我們辦了西南聯大。辦了一下,但也辦得可憐,困難時候沒能辦好。雞飛狗跳,我們可能犯錯誤。”

  江青說:“那是個艱苦的工作,你們屁股坐不下來。”

  毛主席說:“學文,不是在學校里學出來的。林彪剛才不講了嗎?他們學文,哪里學來的,難道是黃埔大學學來的?黃永勝學了一年半,溫玉成你是幸運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黃崗的?也就認識幾個字,社會是個最大的大學嘛,坐在那個樓里怎么能行。整個社會是個最大的大學,列寧大學讀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學沒讀完。我們兩個比高爾基高明得多,高爾基只上過兩年學。華羅庚數學家就是個中學生,自學的。蘇聯衛星上天,祖宗是中學教員。發明蒸氣機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學教師,是工人。我看我們的一些孩子,讀書十幾年,把人毀了,睡不著覺。一個孩子讀歷史,不懂階段斗爭;歷史就是階段斗爭的歷史,可是讀了好幾年,就是不懂階級斗爭。”

  江青說:“……(略)”

  毛主席說:“小學六年太長,中學六年太長,荒廢無度。又要考試,考試干什么呢?一樣不考,那才好呢。誰考馬、恩、列、斯,誰考林彪同志,誰考我?以后特別是《反杜林論》,杜林活了88歲,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還活著。……謝富治同志把他們統統招回來,統統回學校,可能有些生了氣,不勉強。把‘四一四’留在學校里,‘井岡山’統統到大會堂來,對‘四一四’的頭頭,要有所區別,分別對待。”

  在毛主席和我們談話的過程中,我心里在想一個有關中國前途的大問題。這個問題,早已壓在我心里很長時間。我想問毛主席,可又不敢開口。幾個小時過去了,我想今天不問,什么時候才能有機會問呢?今天不問,今后要后悔的,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向人民交待呢?

  于是我鼓足勇氣問道:“毛主席,我想請教您一個問題:再過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國出現了分裂──你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他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出現了割據混戰局面,那我們怎么辦?”

  我的話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變得很嚴肅。我問這種問題,我明白,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緊張,很嚴肅。

  毛主席說:“這個問題問得好,韓愛晶你還小。不過你問我,我可以告訴你:出了,也沒啥大事嘛。一百多年來,中國清末民初二十年,跟蔣介石不也是打了幾十年嘛!中國黨內出了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張國燾,什么高崗、劉少奇多了,有了這些輕驗,比馬克思還好。”

  林彪說:“有毛澤東思想。”

  毛主席說:“有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比沒文化大革命好,但我們保證要好些。你們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產者在一起;把他們消滅干凈,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滅,全國人民是滅不掉的,不能把中國人民都滅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脫離工人、農民、戰士,脫離生產者,脫離實際。對修正主義警惕性不夠,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剛當了幾天司令,就往外國跑。或者保爹、保媽,就不干了。聶元梓,(他們)攻她哥哥姐姐不好來攻她。你那個姐姐也不那么壞嘛。聶元梓,哥哥、姐姐為什么一定和她聯系起來呢?”

  周總理說:“我弟弟周永愛,跟王、關、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衛戍區去了。”

  毛主席說:“我那個父親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現在,也得‘坐噴氣式。’”

  林彪說:“魯迅的弟弟,是個大漢奸。”

  毛主席說:“我自己也不高明,讀了哪個就信哪個;以后又讀了七年,包括在中學讀半年資本主義。至于馬克思主義一竅不通,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什么馬克思,只知道拿破侖、華盛頓。在圖書館讀書實在比上課好,一個燒餅就行了,圖書館的老頭都跟我熟了。”

  陳伯達說:“韓愛晶,你的缺點就是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是不知道這次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是什么。”

  姚文元說:“韓愛晶提出這個問題,我們去年就說過,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澤東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義。”

  毛主席說:“不能保證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還是會有波折的,不要講什么新階段。好幾個新階段,我講上海機床廠又是什么新階段。”

  姚文元說:“毛主席已經談過這類問題,不要再提新階段。”

  周總理說:“林彪同志對主席著作學習好。包括蘇聯在內,對馬列原著都沒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主席說:“黨內出了陳獨秀,黨就沒有啦?黨犯錯誤,黨還是有的,還是要革命的,軍隊還是要前進的。第四次王明路線那么長,還不是糾正了。張聞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災難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們這個黨是偉大的黨,光榮的黨,不要因為出了劉少奇、王明、張國燾,我們黨就不偉大了。你們年輕人就是沒有經驗,上帝原諒你們。韓愛晶你問起我,我答復你了。不要以為我們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們這些人在就行,沒有我們這些人,天就掉下來了。”

  陳伯達說∶“韓愛晶,你讀過多少馬列的書,你懂得多少馬克思主義!”

  毛主席說:“你們不要光說人家韓愛晶,他還小嘛,才二十二歲。你們就是不說你們自己,你們自己懂得多少馬列主義。”

  江青說:“韓愛晶給我寫過好幾次信,提出這樣那樣的問題。一到我跟前,就問將來。為什么韓愛晶總喜歡提這類問題呢?總說幾十年以后的事,還問我第三次世界大戰什么時候打。”

  毛主席說:“想的遠好,想的遠好!這個人好啊,這個人好哇。我有幾種死法,一個炸彈,一個細菌,一個火車飛機,我又愛游點水,淹死無非如此,最后一種壽終正寢。這無非還是細菌嗎?薄一波差點死了,聽說劉少奇也救活了,一種肺炎,一種心臟病,還有腎感染,四個醫生和兩個護士搶救,可以說脫離危險期了,你們聽說了嗎?”

  大家說:“沒聽說。”

  姚文元對我說:“韓愛晶,你是個悲觀主義者,對共產主義沒有信心。”

  我反駁姚文元說:“我相信共產主義一定會勝利,如果我對共產主義沒有信心,我就不會獻身共產主義事業。可是我認為,歷史的發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條直線。難道中國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到共產主義,就是一條直線走向勝利嗎?不會出現反復嗎?不是波浪式嗎?按照辯證法肯定有曲折。”

  毛主席說:“韓愛晶這個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輕的時候,認為自己對的,就要堅持。”

  毛主席又說:“一次前進是沒有的,歷史總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勝了以后,又出現高饒反黨聯盟,廬山會議以后出了彭德懷,現在有走資派。像蒯大富那個‘徹底砸爛舊清華’,‘四一四’就不贊成。‘四一四’就說,教員也有好的,可你們說的‘徹底砸爛’。不是砸爛好人,而是一小撮壞人,你把含義講清楚,他就駁不倒了。趕快把六、七個領導找來,集中起來,你們今天晚上睡個覺,明天再開會。散會算了,以后再來。”

  江青說“蒯大富,看你那樣子難過,不過對你也是鍛煉。”

  毛主席站了起來,大家也都站起來。我們圍到毛主席身邊,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別。

  我拉著毛主席的手說:“主席,我一定為您的革命路線奮斗終生。”

  蒯大富握著主席的手說∶“主席,謝謝您,祝您萬壽無疆。”

  一個女工作人員,表情異常平靜,她扶著毛主席胳膊,向客廳里走幾步,掀起一個黑色的布簾,走過去,布簾放下,留下林彪、周總理、中央領導和我們五個。那個神秘的黑色門簾,那個女工作人員毫無表情的平靜,與我自己無比激動的心態,同時深深留在我的記憶中,永遠不能忘懷。

  我們又分別跟林彪、周總理、江青、中央領導握手告別。

  沒想到,在我們和其他中央領導握手告別,還站著說話的時候,那個黑色的布簾又掀開了,毛主席又回來了,我們又趕緊迎上去。

  毛主席走過來說:“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們又反過來整蒯大富,所以又回來了。”

  毛主席對在場的中央領導說:“不要又反過來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們。”

  毛主席說了一會兒,我們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個女工作人員,又掀起那個黑色布簾扶著毛主席走了。

  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我們又一次跟林彪、周總理等中央領導握手。江青對我說∶“韓愛晶,怎么不握手就走了!”

  跟江青握手告別之后,我和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王大賓,跟在謝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主席召見的房子,走向另一個大廳。

  我腳踏在過道長條地毯上,可是身體好像飛騰在飄渺的天空,周身依附在云里,周身依附在霧里。我覺得主觀的自己根本失去了自我的控制,我像被超越人群、超越正常生活的魔力烘托在天上,社會人間都在看不見的腳下。我覺得不可思議,不可想象,也不敢相信。我覺得自己“輕” 、“稚”。我不敢相信我憑什么置身于這種最高決策的范疇之中,我怎么能參于處理這樣重大的事件!我意識到,這是億萬人根本不可望也不可及的無比高貴的領地。作為一個紅衛兵頭頭與統治全中國的神在一起,我有被天風吹飄在空中的感覺。

  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北京見云霧。

  我鎮定自己,表面很正常地跟大家在一起來到另外一個大廳。

  謝富治講:“已經九點了,毛主席還沒有睡覺。我們吃點飯,然后討論怎樣傳達毛主席的指示。”

  人民大會堂的工作人員端來一盆雞蛋炒飯和湯,還請謝富治到后面就餐。謝富治說:“不用了,就在這里一齊吃吧。”

  工作人員又給謝富治端上來一個盤子,盤子上有一只蒸熟的大蜜桃。謝富治剝去桃子皮,吃了桃子,就召集我們坐在一起。

  謝富治說:“今天,毛主席接見你們,從三點到八點半,談了五個半小時,內容很多。我們先整理一個簡單的統一稿,統一傳達,一齊整理,一齊備案,一齊簽名。要把對自己有利的先壓下來,把批評的先傳達。工人階級是毛主席派的,對外先不講。我再說一句話,如果有利的記下來要吃虧,批評的要記清,多從批評方面去接受。”

  我們圍在一起,由我執筆,一齊組織了一份約一千字左右的稿子。整理好之后,念了兩遍,又做了些補充改正,五個人都簽了名,就交給謝富治了。

  這也就是第二天印著大紅標題在北京市散發的統一稿。

  謝富治說:“我看先照這份稿傳達,其他內容今后再說。我們馬上出發,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的清華學生,然后再到清華大學去。”

  出了人民大會堂,果然像毛主席命令的那樣,鮑長康站在大會堂門外等著,衣服上沾著血跡。

  我和蒯大富就坐在謝富治的車里,后面有吳德、黃作珍的車,還有聶元梓、譚厚蘭、王大賓的車。

  一行車子,向北航駛去。

  (根據韓愛晶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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