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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何將《資治通鑒》讀了17遍?

 

文/盧志丹 摘自《毛澤東品國學》 新世界出版社 2009年10月出版 子夜星網站整理編輯

  

  毛澤東說:“中國的軍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數是軍事家。在中國,尤其是改朝換代的時代,不懂得軍事,你那個政治怎么個搞法?政治,特別是關鍵時刻的政治,往往靠軍事實力來說話。沒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通鑒》是一部值得再讀的好書。有人說,搞政治,離不開歷史知識,還有人說,離不開權術,離不開陰謀。甚至還有人說,抗政治就是搗鬼。我想送給這些人魯迅先生說的一句話:‘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

  


  毛澤東晚年曾對人講,他將《資治通鑒》這部300多萬字的史書讀過“一十七遍”。這真是一件令人驚訝的事!

  1956年,由當時的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點校本《資治通鑒》(包括隨文加入的胡三省注),就是根據毛澤東提議,組成標點委員會,由顧頡剛等21位專家通力合作,重新點校后排印出來的。這個點校本一印再印,發行量很大。

  毛澤東的藏書中,既有《資治通鑒》的線裝本,又有1956年初版的這個點校本。這兩種不同版本的同一史書里,都留有他圈點批畫的筆跡和記號。

  《資治通鑒》這部編年體通史,論其地位,可用清人王鳴盛的一句話來概括:“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

  《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1019-1086年),立志要寫出一部內容有“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之用,形式有簡明扼要之長的通史。他于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將自己編成的從戰國到秦亡這一段歷史的編年體《通志》八卷進呈英宗,得到英宗的贊賞和支持。英宗鼓勵他繼續編下去,給他配備了幾名得力助手,專門設置了書局,并賜書名為《歷代君臣事跡》。第二年(1067年),神宗繼位,以其所編具有“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之意,又新賜書名曰《資治通鑒》。

  司馬光前后用了19年的時間,終于在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即司馬光去世前兩年,將編好的《資治通鑒》全書呈報宋神宗。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馬光病逝;同年十月,宋神宗敕命將校定的《資治通鑒》書稿予以刻印。可以說,司馬光傾其畢生精力,一絲不茍地完成了這部巨著。他在《進書表》中稱“臣之精力,盡于此書”,實屬記實之辭。

  《資治通鑒》全書共294卷,逐年記載了自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這1362年間發生的大事。除采用正史資料外,還博采雜史222種以上。書中記事,條理清晰,層次分明,詳而不亂。因此,這部編年體史書,體大思精,不但史料充實,而且文筆生動,特別是它的時間概念極為明確具體,讓人愛看,看了還想看,又很耐看,其魅力是經久不衰的。

  1912年,年方19歲的毛澤東在一連投考實業、法政、商業幾個專門學校都不滿意而自動退學后,報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學,以第一名的優秀成績被教育家符定一錄取。符定一對毛澤東十分器重,特地借給他一部《通鑒輯覽》。毛澤東反復閱讀,由此開始奠定了解中國歷史的基礎,也激發了他對《資治通鑒》的濃厚的興趣。

  據工作在毛澤東身邊的護士長孟錦云(毛澤東生前戲稱她為“孟夫子”)回憶,毛澤東的床頭總是放著一部《資治通鑒》,這是一部被他讀破了的書。有不少頁都用透明膠貼住,這部書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次閱讀的印跡。

  有一段時間,毛澤東讀《資治通鑒》,真是入了迷。他一讀就是半天,累了,翻個身,又讀好幾個小時,這樣持續了好長時間。毛澤東讀書的那種全神貫注的神態,讓孟錦云終生難忘。

  毛澤東還勸孟錦云讀一讀《資治通鑒》,并且送給他一本介紹《資治通鑒》的小冊子作為入門讀物。在讀了這本小冊子后,孟錦云請教毛澤東說:

  “這部書叫《資治通鑒》,是讓統治者把歷史當作一面鏡子,照照自己,可為什么不從有史以來就寫,而是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呢?”

  聽到這個提問,毛澤東的眼睛一亮,顯出異常高興的神情,笑著對小孟說:

  “這個問題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動了腦筋。看來,你是嫌這面鏡子不夠大,怕照得不夠全面。其實,這面鏡子已經不小了,統治者如果認真照一下的話,恐怕不會一點益處沒有。如書里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贊賞,并據此得出了結論,治國就是治吏。如果臣下個個寡廉鮮恥,貪得無厭,那非天下大亂不可。”

  孟錦云說:“主席,您講的這個意思我明白,歷史確實是一面鏡子,可是為什么不從頭寫起呢?從頭寫不是更完整嗎?”

  毛澤東說:“司馬光之所以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是因為這一年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說是司馬光認為發生了一件大事。”

  孟錦云說:“這一年有什么大事?我學過的歷史書上,怎么沒講到?”

  毛澤東說:

  “這年,周天子命韓、趙、魏三家為諸侯,這一承認不要緊,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晉變成合法的了,司馬光認為這是周室衰落的關鍵。‘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也’。選擇這一年的這件事為《通鑒》的首篇,這是開宗明義,與《資治通鑒》的書名完全切題。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還承認,看來這個周天子沒有原則,沒有是非。無是無非,當然非亂不可。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國家都是一樣,你上面敢胡來,下面憑什么老老實實,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孟錦云說:“為什么從這年開頭我明白了,可為什么只寫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毛澤東說:“有人說,這是由于宋代自有國史,不依據國史,另編一本有困難。我看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編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說,也可以叫做不敢說,不好說的事大抵是不敢說的事。所以歷代編寫史書,本朝寫本朝的大抵不實,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寫。”

  孟錦云又說:“《資治通鑒》里寫了不少皇帝,有些皇帝糊涂得很,可他還當皇帝,真讓人不可思議。”

  毛澤東說:“中國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為,有的皇帝簡直就是糊涂蟲,可那是沒有辦法的事。皇帝是世襲呀,只要老子是皇帝,兒子再糊涂也得當皇帝,這也怪不得他,生下來就是皇帝嘛。還有兩三歲就當皇帝,當然要鬧笑話。他那個皇帝好當得很,什么事都有人替他辦噢。”

  孟錦云說:“那種皇帝當然好當,誰都能當。三歲就當皇帝,真是荒唐。”

  毛澤東說:“中國歷史上有三歲的皇帝,但沒見過三歲的娃娃拉著車滿街跑,六歲也不行。你說當皇帝與拉車哪個更難啊?皇帝糊涂,當然大臣們就胡來,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鎮壓,那方法殘酷得很,《通鑒》上就有這樣的記載。當時有一種刑罰,把人的肚子打開,拖著犯人的腸子走。暴政到了這種程度,老百姓忍無可忍了,就造反,鎮壓不下去,就完蛋。”

  孟錦云又向毛澤東請教了一個問題:“王安石與司馬光既是對手,又是朋友,這是怎么回事兒?”

  毛澤東說:“這兩個人在政治上是對手,王安石要變法,而司馬光反對。但在學問上,他倆還是好朋友,是相互尊重的。他們尊重的是對方的學問,這一點值得我們學習,不能因政見不同,連人家的學問也不認帳了。”

  孟錦云說:“以前總認為《資治通鑒》是司馬光一人編寫的,現在才知道是幾個人合寫的。”

  毛澤東說:“一個人,就是有三頭六臂,也編寫不了這么一部大書。寫上名字的是五個人,沒寫上名字的還不少呢。這個寫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長,一干就是19年,這里還有皇帝的支持。當然,主要是靠司馬光,沒有他主持,一切都不會有。”

  孟錦云聽了毛澤東的介紹,情不自禁地說:“這部書真是一項大工程!”

  毛澤東也感嘆道:“說得對,大工程。司馬光可說是有毅力,有決心噢,他在48歲到60多歲的黃金時代完成了這項大工程。當然,這段時期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貶斥,這也是他能完成這部書編寫的原因呢。”

  孟錦云說:“聽說司馬遷也是這樣,受宮刑之后完成了《史記》。”

  毛澤東說:

  “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鑒》,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看來,人受點打擊,遇點困難,未嘗不是好事。當然,這是指那些有才氣、又有志向的人說的。沒有這兩條,打擊一來,不是消沉,便是胡來,甚至會去自殺。那便是另當別論。司馬光晚年還做了三個月的宰相,過了一年左右的時間,他便死了。死了之后,還接著倒霉,真是人事無常啊。”

  孟錦云說:“人一輩子誰知會碰上什么事,很難預料。我看書里面還講到,宋朝有了刻版印刷,對出《資治通鑒》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澤東說:“自宋朝才有了刻版印刷,以前的書都是靠手抄。要是沒有刻版印刷,這書出得來出不來,我看還是大有問題的。看來,成就一件事,要八方努力;而壞一件事,只要一方拆臺就夠了,建設可比破壞難得多噢。”

  孟錦云轉了個話題:“為什么那么一部大書,寫政治軍事的那么多,寫經濟文化的那么少呢?”

  毛澤東說:“中國的軍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數是軍事家。在中國,尤其是改朝換代的時代,不懂得軍事,你那個政治怎么個搞法?政治,特別是關鍵時刻的政治,往往靠軍事實力來說話。沒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給《左傳》起了個名字,叫做‘相砍書’,可它比《通鑒》里寫戰爭少多了,沒有《通鑒》砍得有意思,《通鑒》是一部大的‘相砍書’。”

  孟錦云:“‘相砍書’?可真有意思,‘砍’就是戰爭吧?”

  毛澤東說:“《通鑒》里寫戰爭,真是寫得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它要幫助統治階級統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詩寫文章嗎?古人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說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

  孟錦云請教道:“古人這么說,現代人也這么說,為什么秀才就不行呢?”

  毛澤東說:“因為秀才有個通病,一是說得多,做得少,向來是君子動口不動手;二是秀才誰也看不起誰,文人相輕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書坑儒,以為燒了書,殺了秀才,就可以一勞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傳下去,天下永遠姓秦。結果是‘坑灰末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是陳勝、吳廣、劉邦、項羽這些文化不高的人,帶頭造反了。”

  但毛澤東又說:“沒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讀書多,見識廣,可以出謀劃策,幫助取天下,治理國家,歷代的明君都不離開秀才啊!”

  最后,毛澤東總結性地說:“《通鑒》是一部值得再讀的好書。有人說,搞政治,離不開歷史知識,還有人說,離不開權術,離不開陰謀。甚至還有人說,抗政治就是搗鬼。我想送給這些人魯迅先生說的一句話:‘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

  現在,一部線裝本《資治通鑒》仍靜靜地放在中南海毛澤東故居里。可以說,《資治通鑒》伴隨毛澤東走過了他波瀾壯闊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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